日前，根据市文明办、市级机关工委等开展的“我们的上海——新时代新风尚新故事”征文活动的要求，市民政局文明办在本市民政系统同步开展了“我们的上海”——“关爱生命，情系家国”民政故事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开展以来，民政系统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响应，积极发动干部职工紧贴活动主题，深入挖掘、撰写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展示了新时代上海民政人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新形象、新风尚。在此，撷取部分故事分期分批刊出。

今年是我在上海市民政第二精神卫生中心（简称“二精中心”）走过的第39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因为今年，我将正式退休，离开我热爱了一辈子的民政工作。从小王姐姐到王老师，这份工作不仅抚慰了他们的心灵，更温暖了我自己。

母亲的责备

“我不同意你去精神病院！”

“妈，我这个专业，在哪儿都是做护士。可在精神病院的作用更大，这些病人更需要我。”

“他们需不需要护士，我管不着，但我管定你了。总之我就是不同意，那么优秀的女儿，怎么能去伺候神经病呢！”

“碰……”重重的摔门声，让这段对话无疾而终。

1983年6月，我从卫校毕业，瞒着家里应聘了二精中心，经过审查、面试后，成功入围，心中满心欢喜，却又带着几分忧愁。正琢磨着如何和父母坦白交代，一封录取通知书打破了这份平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大家其实分不太清楚抑郁、躁狂、人格分裂、情绪障碍这些精神症状，统一称之为“神经病”，还固执地认为“神经病”就是危险分子，一旦遇上要让开一里地，比防贼还厉害。在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影响下，母亲坚决反对我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士，即使她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有着崇高的敬意，即使护士这个专业是她替我选择的。

我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有一个樟木箱，是她钟爱的嫁妆，从来不许我打开它。我看不出这个箱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甚至还觉得有点土，唯一特别的是箱子上挂着的那把“抓革命 促生产”字样、蝴蝶形状的铜锁。在懵懵懂懂的成长岁月里，我始终对这个箱子怀着一份好奇，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知道录取通知书就在里面。

可能是迟来的叛逆期爆发了，这一次，我决定执行“三不政策”，不接受、不听从、不遵循母亲的意见。从那天起，我开始暗戳戳观察起母亲的一举一动，我要找到樟木箱的钥匙，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

印象中，那是8月的一个清晨，通过多日的观察，我已大致摸清钥匙所在之处，准备等母亲上班后就悄悄动手。突然，一阵喧嚣声在门外响起，随之是母亲冲进屋扯起床单就往外跑。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刺耳的尖叫，我心头一颤，赶紧跟着跑了出去。

“囡囡，快把你妈叫回来。这可是神经病呀，她怎么还往那边冲？”邻居赵奶奶急忙冲我挥手大喊，“这是隔壁村老刘家的闺女，家里怎么没看好，一大早赤着膊就跑出来乱晃，你妈这样太危险了。”只见母亲赶走了周围的“好事者”，越过一畦菜地来到刘家闺女面前，细细与她交谈，几次三番尝试性地伸出手，最终把床单披在了她身上。

这一刻，母亲在我眼中闪闪发光，我也意识到自己错了，我想我应该堂堂正正从母亲手中得到录取通知书。

“妈，我想和你谈谈。”我郑重地说。

母亲看了我一眼，“跟我来吧”，随后取出一把钥匙。我终于看到了母亲多年来深爱并珍藏着的东西：箱子里平躺着一叠厚厚的、大小不一的纸。那黑白相间的窄窄的纸，是我的成绩单；那红黄相间的阔阔的纸，是我的奖状；而那张红色烫金字的纸，便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不能生的气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了工作。“小王姐姐，我是小福呀，我要去阳光之家上班啦！”电话那头欢快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八年前。

那一年小福13岁，他是被奶奶送来的，依稀记得老人家含泪紧抓我的手，拜托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福。小福父亲因赌博斗殴被判入狱，母亲离家出走，把小福扔给了仅靠微薄退休金生活且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爷爷身体本就不好，为了照顾小福去工地打工，被石块砸断了腿，向来敏感自卑的小福情绪崩溃、精神恍惚、欲寻短见，奶奶无奈把他送来治疗。

这天中午，小福正吃着饭，突然起身直挺挺地往外冲。我意识到他可能犯病了，赶紧拉住他，轻声询问。小福非但没搭理我，还伸手推我，见我躲闪，又抬脚踹向我，那一脚力道可真够大的，一下子把我踢蒙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时候小福好似缓过神来了，颤抖着向我伸出双手，“小王姐姐，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就扶你起来。”虽然疼痛难忍，但看着小福楚楚可怜伸出援手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情绪失控、暴力冲动都是常见的精神疾病症状，遵医嘱服药是控制这些症状最有效的方法。小福病情反复让我怀疑他是否按时服药，可是白天并无异样，于是我找同事要来了夜间的班头，想找出这其中的缘由。凌晨1点，只见小福从床上爬起，轻手轻脚走向盥洗间，从口袋掏出一把东西扔进便池里。我赶紧上前阻止，却还是晚了一步。不能生气、不能发火，我在心里拼命给自己下死命令。

见到我来了，小福慌了神，大吼大叫道：“我不想吃药，我要做正常人。小王姐姐，我想回家……”我赶紧抱住小福，轻拍后背安抚：“小福一定能和爷爷奶奶团聚的，吃了药病才能好，我们才能回家去呀。”小福看似接受了我的劝说，在我的监督下主动服药，但刚把药吃下去就产生反胃呕吐的应激反应。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药片磨成粉末拌在饭菜里，万幸这次小福没有吐出来。慢慢地，小福开始好转，病情得到控制。半年后，爷爷奶奶把小福接回了家。

在我们收治的40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当中，像小福这样的病人很多，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恢复功能回归社会，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大意义。

她的梦有星光

夏姐在我们病区住了一年，病情稳定，生活自理，但不愿与人接触，总是一个人缩在房间的角落，存在感不强。第一次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向我借笔说想画画。寥寥数笔丹青，一幅牡丹图跃然于白宣之上，气韵生动，惟妙惟肖，站在一旁的我看得入神。夏姐平时走路都微微躬腰，画画时却挺直了腰板，神情肃穆得像个学者。她请我帮忙把画寄出去，地址是某报社。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那封被退回的信的最后一段话：绘画使我快乐，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画。

第二天早上，我特地向主治医生了解夏姐的情况。原来，夏姐年轻时曾赴法留学，专攻美术，是一位优雅知性的女士，留学期间因情感受挫一度精神失控，才被家人送来治疗。夏姐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我开始逐一了解患者来院前的经历，果不其然，不少患者在发病前都有艺术特长和文艺爱好。于是我萌生了“艺术康复”的想法。在医护团队、专职社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与康桥文化中心、小上海旅游文化城等牵线搭桥，筹措整合院内外资源，邀请老师来院授课，为患者开设了翊园书画社、竹韵国乐社、腰鼓队、时装队、广场舞队等微型社团。一时间，情缘同聚，丝竹绕耳，翰墨飘香。

2019年10月，我们牵头社区阳光心园等十余家社会组织为夏姐和病友们开办了一场精障人士绘画艺术展，对近些年收集到的数百幅书画作品和上千件手工作品进行展示义卖，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参观与购买。夏姐看到新闻报道时笑得像个孩子，“王老师，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人家会叫我梵高·夏。”现如今，“职工之家”的一隅已然变成夏姐的专属画廊，不少职工和病友隔三差五前来打卡，她也成了“知名画家”，被各大机构、服务点争相聘请开课指导。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退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也只会做这件事，那就是服务精神障碍患者。对啊，我是一个民政人，也是一名院“心灵绿地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我的职业生涯虽然接近尾声，但我的志愿之路还很漫长，我会坚持走下去，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更多社会精障人士服务。这真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答案！

（注：作者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是本单位同事的故事。）

作者：上海市民政第二精神卫生中心 姚燕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