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3    作者：本报记者 程 峰 金文婕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不仅是孩子们的节日，也属于每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本报日前发出“返老还童”征集令，收到了来自上海、浙江、江苏、辽宁等多地读者的大量来信、来电和电子邮件，反响十分热烈。精心保存数十年的老照片、入队证、毕业证、集体照……翻看这些充满回忆的老物件，就像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时光胶囊，往事一幕幕，有苦有甜，让我们非常感动。因篇幅有限，我们整理了一部分读者来信和大家分享。这个“六一”，愿广大“超龄儿童”，童心依旧，快乐久久。

 

 

 

  一个心愿：想照片里的你们

  征集活动中，很多读者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毕业照。其中，一张拍摄于1961年7月的名为“福佑路第二小学六（1）班毕业照”的老照片没有任何破损，师生和校外辅导员的面容依旧清晰可辨。

  照片的主人、家住浦东的席德滨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他指着照片中间就座的四位解放军说：“他们是好八连的指战员，也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经常给我们讲好八连的故事，还带大家参观八连连史陈列室，让我大受教育。我原先以为军人是拿枪打仗的，没想到他们还要为老百姓提供便民服务，而且个个都是修鞋、理发、缝补和磨刀的行家里手。”

  “第二排左边数过来第三位是我们的校长。”席德滨还记得当时校长带他们去龙华医院参加劳动实践的事，“我们去帮工人拔草、粉刷食堂墙面，干完活还在医院食堂吃了顿饭，吃得格外香，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劳动换来的食物。”

  采访最末，老人还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我很想念当时的同学，他们现在应该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还有老师和辅导员们，你们现在还安好吗？我想你们！”

 

  一张入队表是重要的见证

  “我已经80多岁了，我找到了70年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表》，保存得很好，可以发给你们看一下吗？”杨镇西老先生的一通来电，给了我们做这次“六一”征集活动最初的灵感。

  见到杨老先生时，他从自制的文件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表》，虽然纸张已泛黄，但字迹清晰。杨老先生说，按照当年的规定，这张证件无需上交学校，于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妥善保管，但对他来说，这是自己人生轨迹最重要的见证，因此他细心地保存至今。

  这张表的籍贯一栏填着“江苏南京”，杨镇西说，1951年夏末，他在南京读完小学一年级，就和家人来上海投奔亲戚了，但父亲患病，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辛。“当时刚解放不久，城市运转尚未恢复正常，学校校舍都不够用，像我这样的‘新上海人’该怎么办？”讲到这里，杨老潸然泪下。

  本以为要中断学业了，但“儿童晚班”打消了他的顾虑，这是当时专门为劳苦大众家庭上学困难的孩子创设的一种办学形式，意思是在全日制小学生放学后，晚班制的学生进校上课。杨老先生就读的“徐镇路儿童晚班”设在当时的勤业小学里。令他感动的是，“儿童晚班”不仅免去学杂费，就连老师也是义务教学。就这样，杨镇西得以继续学习，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当他进入当时的徐虹路小学读高小时，杨镇西提出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并于1954年7月1日光荣地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于是便有了这张珍贵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表》。

 

  常沉醉于一座小小图书馆

  73岁的张惠娟至今仍保存着60多年前的小学成绩报告单，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8张，最早的一张是1959年7月23日。这些成绩单都是对折页，封面上印有“川沙县龚路中心小学”的字样。虽然纸张已泛黄，有的还有明显破损，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打开成绩单，内页左边是学业成绩，右边是品德成绩评定。一年级时的张惠娟，语文阅读97分、写字85分、算数91分，到了四年级，成绩单上出现了多个100分，进步十分明显。

  看着成绩单，张阿姨边回忆边说：“学校当年开办在当时的龚路北街张家祠堂里，因此又被称为祠堂小学。学校保留了老式祠堂样貌，没有像样的教具，课桌长短不一，桌面不平整，上面布满裂缝小坑。不过，当时学校里还有个小小的图书馆，我常常沉醉于此，忘却了生活的忧伤和艰辛。”

 

  获百里挑一的体育“特长”证

  除了“学霸”，我们的读者中，还有不少人年少时是体育健将。今年65岁的张华珍老人就是其中一位。她分享的儿时老物件，是她最珍爱的一张证书——《上海市体育锻炼标准及格证》。证书的正面为红色，内页注明了她达到《上海市体育锻炼标准》“儿童二组”标准，颁证日期是1971年9月。

  张华珍表示，虽然证书名叫“及格证”，但可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拿到的，而是要在社区体育比赛中成绩突出者才能获得的。据张阿姨回忆，当时她就读于普陀区曹杨新村第一小学四年级，刚开学，曹杨新村地区就举办小学运动会，多所小学参赛。作为体育示范学校的曹杨一小是赛区，“主场作战”的她表现出色，在跳远和60米跑这两项比赛中获评“及格”，于是拿到了这张红彤彤的证件。

  “‘儿童二组’指的是小学四到六年级，这种类型的运动会就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拿到两个或以上项目的‘及格’，才能拿到这张证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全年级将近300人，只有3个人拿到了。”回忆起自己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张华珍既自豪，又自信。

  张华珍还表示，如今，自己的外孙女也要上小学了，已经拿到了多个幼儿体操比赛的奖项，很快就要参加体校的入校考核了，“或许她遗传了我的体育基因吧”。

 

  靠一枚“手榴弹”在赛场闪耀

  今年82岁的吴邦英老人也曾是赛场上的女将。“几年前，有高校将‘扔手榴弹’纳入校运会比赛项目，不少媒体纷纷报道。其实一点也不稀奇，我小时候就扔过。”吴邦英老人表示，现在的孩子都扔铅球，殊不知，铅球其实就是根据古代军队抛石和掷弹所用的武器来设计的，‘扔手榴弹’也是如此”。

  老人回忆，1955年，当时的崇明县向化区举办了一场地区运动会，在登瀛小学读四年级的她参加了少儿组的“扔手榴弹”比赛。他们扔的“手榴弹”是根据真弹的样子1:1做出来的模型，头部用铁皮包裹，手柄是木质的，约0.5公斤重。比谁投得远。吴邦英说，当时参加比赛的都是农村娃，大家平时都会帮家里干农活，力气都很大。“我扔了22米远，在参赛的30多个孩子中排第一！”

 

  一封尤为珍贵的俄语书信

  在此次征集活动中，我们还收到了不少读者分享的书信。其中，一封65年前的俄语书信尤为珍贵。

  今年79岁的顾浩回忆，65年前，14岁的他就读于复旦附中，“一个年级8个班全是学的俄语”，为了学好俄语，学校为他们推荐了当时苏联某高中的学生作为笔友。“我的笔友名叫纳塔莎·尼古丽娜，家住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现改名为第聂伯罗）。我记得，是我先给她写的信，在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并谈及学习俄语的情况。过了两个星期，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介绍了家乡的情况。”

  顾浩说，他们的通信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的通信中断了。“这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它丰富了我的生活阅历，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小窗。”

 

  搭一趟“儿童列车”去郊游

  家住黄浦区建国东路年近八旬的贾立明告诉我们，他对童年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的“儿童列车”。据他回忆，当时他就读于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1955年10月，为方便儿童去郊游，上海首次开设了“儿童列车”，“车上除司机以外，乘务人员、检票人员都由孩子们担任”。

  贾立明说，“我坐的是第一列儿童列车”，当年，他和同学上午从老北站出发，至南翔站下车，去古猗园游玩，并于当天下午乘坐原车返回。坐上儿童专列，同学们都十分兴奋，原上海《新闻日报》摄影师章虎臣给同学们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图片。贾立明指着照片里左一的小男孩说：“这就是我！后来校资料室也保存了这张照片，太有纪念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