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黑色T恤、黑色运动裤的小陈（化名）缓步走进法庭，年满16岁的他有着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稳重。当他对法官说出“愿意让大姨做我的监护人”这句话时，大姨泣不成声，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小陈的母亲罹患癌症过世，父亲身患精神疾病，未成年的小陈由谁来监护？这是一场围绕这个16岁大男孩未来生活的庭审，也是《民法典》颁布以来，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近日，该案在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妈妈通过代书立下指定监护人遗嘱
2007年出生的小陈有着坎坷的童年。父亲陈某（化名）被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症，属于精神残疾一级。2019年至今，一直在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住院诊疗。陈某患病住院后，小陈的母亲许某（化名）独自抚养儿子小陈，生活虽清苦，却也安稳。
不想，2020年，这个家庭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许某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胃癌；2022年4月，许某胃癌复发。在许某两次生病住院期间，其大姐许某某（化名）专程从老家赶往上海照顾许某和小陈母子。
2023年3月，许某因胃癌过世了。去世前，她考虑到丈夫陈某曾在发病时对自己和孩子甚至邻居有过暴力行为，许某便在弥留之际通过“代书遗嘱”的方式立下了一份指定监护人遗嘱，在居委会和其好友的见证下，许某指定其大姐许某某，也就是小陈的大姨作为其监护人。
法庭当庭宣判指定大姨为监护人
回想妹妹入院治疗期间的过往，许某某泪流满面。妹妹患病期间，她不仅要陪同就医诊疗，还要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小陈的生活起居，替妹妹操持着这个家。而大姐许某某所做的这些，邻居和居委会也都看在眼里。
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表示，通过多次走访调查发现，小陈性格温顺，与母亲感情较深，与大姨相处融洽。社工当庭出具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也提到，陈某的主治医生认为，陈某服药后病情有所缓解，但目前还应继续住院诊疗。调查员认为，小陈的大姨有照顾未成年人的经验，并有照顾和监护的意愿，具备一定监护能力。
因父亲陈某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小陈的监护能力显然是缺失的。同时，法院也了解到，小陈爷爷奶奶早年离异，目前，其爷爷和两个姑姑均已过世，奶奶多年不联系。
在庭审现场，年满16岁的小陈表示，大姨关心他的学习和生活，就像妈妈那样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希望大姨做他的监护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当庭宣判：被申请人陈某与被监护人小陈之间的监护关系终止；指定申请人许某某为被监护人小陈的监护人；被申请人陈某所在居委会在许某某担任小陈的监护人期间有指导、帮助和监督的职责；长宁公证处在小陈未成年期间，对被监护人小陈和被申请人陈某的财产进行监管。
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具有三大创新点
长宁法院法官、本案审判长顾薛磊表示，此案是《民法典》颁布以来，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是在尊重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本案有三个创新点，由于父亲陈某患有精神残疾，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能力缺失。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九条规定，父亲与小陈的监护关系是终止，而不是撤销。
另外，本案请居委会担任监护监督人也是一大创新点。由于大姨许某某常年在老家务农，每月仅有100多元的退休金。那么，其在上海如何生活？是否会侵害到孩子的财产权利？就此，本案启动了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居、村委会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教育、指导、帮助和监督的义务，也就是司法界所称的“监护监督人制度”。这也是全国首例以判决形式来明确这条义务的案件。
同时，本案还邀请长宁公证处对小陈及其父亲的财产进行监管，也就是本案又一个创新点“第三人财产保管制度”。本案中，母亲许某过世后留下了遗产，其所在居委和街道也已为小陈申请了困境儿童补助及助学金等，该案引入了公证处、相关机关机构对弱势群体的财产进行监管，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本案的意义在于，对于离婚家庭中出现孩子财产的纷争问题、涉老家庭中失智老人名下财产的保管问题都有一定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