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聚少离多的岁月
——追忆先父孔繁森
2026-11-12    作者:孔 杰 口述 陈敬刚 整理

  1979年,父亲第一次去西藏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记得那一天,父亲对我们说,他要到西藏工作。当时姐姐6岁,我5岁,妹妹只有两岁。我们不知西藏在哪里,有多远。父亲收拾好行李准备启程时,走到已八十高龄的奶奶跟前,矮下身子跟奶奶说:“儿要出一趟远门。”可这一去,就是近3年……

  第二次去西藏是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父亲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当时山东省委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他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父亲心里很清楚,家里确实有不少困难:年近九旬的奶奶生活已不能自理;我们姐弟仨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我的母亲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母亲一人肩上……

  临走前,父亲默默地站在奶奶面前,他让姑姑找来梳子,一下一下缓慢地为奶奶梳着头,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不去不行吗?”年迈的奶奶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不行啊,娘,咱是公家的人。”父亲的声音哽咽了。“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父亲再也抑制不住伤心,“扑通”跪在奶奶面前:“娘,您要多保重!”说完,他流着眼泪给奶奶深深磕了一个头。

  1994年7月,时任阿里地委书记的父亲到北京参加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他仍留在北京多方奔走,为阿里争取建设项目。因时令已接近中秋节,他决定利用短暂时间先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然后再返回西藏。临近中秋节的一天上午,父亲回到了家乡,当时我的伯父、姑姑都在家,奶奶正在里屋睡觉。父亲轻轻唤醒了奶奶,把她抱到轮椅上,随后把给奶奶买的月饼用开水泡成糊状,用小勺喂给奶奶吃。那个年代的月饼,多数都是用白糖、面粉以及青红丝制成的,比较硬。虽然市面上也有比较好的月饼,可我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加上父亲在拉萨还领养着三个地震灾区的孤儿,生活就更加拮据,一般的月饼也就成了奢侈品。奶奶一边吃一边喃喃着说,三儿买的月饼真甜。可谁知那一次的见面竟成了父亲与我们全家的永别……

  父亲牺牲后,他的骨灰分别被安放在他生前所工作过的青藏高原和我的家乡山东聊城。1995年7月4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孔繁森纪念馆在聊城落成。父亲在第二次赴藏临行前为奶奶梳理白发的那张照片就陈列在馆中,这也是他和奶奶最后的合影。

  作为丈夫、儿子和父亲,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家,爱着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儿女。1994年2月,阿里遭遇特大暴风雪,在抢险救灾途中,父亲给警卫员小梁的信中这样的交代: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在我们家人印象中,父亲生前有两个“听不得”:一是听不得别人说西藏不好、山东不好;另一个,就是听不得别人有难处。他把工资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多则上千元。父亲因车祸牺牲后,阿里地委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现金之外,还有一份有关阿里发展的12条建议。谁会相信:这竟是一个地委书记的全部家当!父亲从西藏捎回来的遗物总共值不上500元,而他给家庭留下的债务却高达19000元……

  两次援藏,历时十载,父亲与我们长期过着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生活,他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说句心里话》,以表达对家人的深深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