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初，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到了沙洲村，他注意到一位小脚老太太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看着他。忙于开座谈会的罗开富，直到下午3点快要离开的时候，才和这位名叫徐解秀的老人搭上话，攀谈中，老人时断时续的叙述，引出了“半条被子”的动人往事。

  那是1934年11月6日的晚上，天下着雨，徐解秀家的门板忽然有响动。她隔着门缝一看，是三个女兵，最大的二十多岁，最小的十八九岁，她们在门外问：老乡，靠门口木板墙上躲躲雨行吗？

  徐解秀回忆说，当时老百姓都怕兵，都跑上山了，但她刚生孩子不久，只好和丈夫朱兰芳带着孩子留在家里。但一看这几个姑娘跟国民党兵不一样，当时就觉得亲近。她隔着门说，你们当兵的怎么那么和气。三人中的一位说，她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瑶家人没有让客人靠在墙上躲雨的道理，徐解秀就让三位女红军进屋了。

  当天晚上，三位女红军就和抱着婴儿的徐解秀挤在厢房的一张床上，徐解秀的丈夫在外屋盖着蓑衣将就了一晚。早上起来，因为下了一夜的雨，井水不能吃，女红军就帮她到河边拎水。早起做饭，女红军把她们带的大米拿出来煮粥，也请她全家一起吃，还帮着给徐解秀发烧的孩子喂药。

  六天后，女红军离开前将自己的被子从中间剪开，自己留一半，把另一半递到徐解秀的手里。徐解秀不忍心三个姑娘风里雨里受冻，推来让去，半条被子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据老人回忆，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地方武装进村清剿搜查，这半条被子最终被搜出并当众烧毁，还把她拉到祠堂罚跪了四炷香的时辰。

  11月7日晚，罗开富写了一篇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发回北京，刊登在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参加过长征的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15位女红军看到报道后，深受触动，倡议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协助寻找这三位女红军。

  寻找三位女红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相关部门随后核查了当年红军过境汝城时的部队番号、行军路线和伤亡名册。由于年代久远，女战士当年又未留下姓名，经多方核查始终没有下落。大家推测，这三位女红军离开沙洲村不久，就在湘江遭遇了惨烈的阻击战，大概率在那场战役或随后的征途里牺牲了。其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曾组织100多名专家学者来到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走访调查，想寻找那三位女红军的下落，也最终无果。

  2018年4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资兴村民为三名女红军扫墓八十四载》的报道，报道称这三位女红军牺牲地黄草镇黄家村圣帝庙距“半条被子”发生地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不足100公里，牺牲时间就在送被子的三位女红军离开沙洲村后的几天时间，这一报道引起了资兴市关工委的关注，经过走访调查，他们对当年牺牲在黄家村的三位女红军的来历及牺牲经过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黄草镇黄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红军是从汝城县文明乡经宜章瑶岗仙、资兴滁口来到黄草镇黄家村，在白牛店吃晚饭时被国民党警察和乡丁抓捕，并于当晚被杀害的，时间是1934年立冬（11月8日）过后几天。而徐解秀的丈夫护送的三位女红军离开沙洲村，经宜章县瑶岗仙辗转到达资兴滁口后返回，时间是11月13日。因此，在时间顺序上是非常接近的。据说，这两组红军中都有一名个子高大的，人数也相同，故而很有可能是同一组人。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三位女红军的姓名至今未能确认，但她们是千千万万无名革命先烈的缩影。她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墓碑，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彰显了共产党人滚烫的初心；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气壮山河的誓言，却用半条棉被，温暖了人心，照亮了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