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爷爷遗物时，我从老木箱底翻出一沓信。

  信封泛黄，邮戳模糊，多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爷爷年轻时在外地工厂当工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信是写给曾祖母的。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一封一封拆开。

  最早一封是1970年国庆写的。爷爷在信里说：“娘，今天厂里放了半天假，食堂加了菜，有红烧肉。我吃着吃着想起您做的红烧肉了。”信纸上有油渍，大概是写的时候手没擦干净。他在信末写道：“国庆游行我在路边看了，队伍很长，打腰鼓的、舞狮子的都有，热闹得很。等明年攒够了假，我接您来城里看看。”

  曾祖母不识字，每封信都是请邻居念的。我不知道她当时是什么心情。我只看见信纸的折痕很深，像是被人打开过很多次。

  1973年的信里，爷爷提到了一件小事：“厂里组织看电影，加映了国庆纪录片。我看见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多得数不清。散场后我和工友说，这辈子要是能去一回北京就好了。”他在信里还画了天安门，用圆珠笔画的，城门矮矮的，旗杆高高的，画得很笨拙。“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古人写家书，怕说不尽，封了口又拆开补几笔。爷爷大概也是这样的，信纸边缘有几行挤在空白处的小字，像是写完之后又想起什么，临时添上去的。

  1978年国庆的信，语气变了。爷爷说厂里买了新机器，他和几个工友加班调试，忙到半夜。信里写：“娘，现在厂里生产比以前快了，工资也涨了一点。国庆节发了半斤肉票，我换了肉，托同乡带回去了，您收到了吧。”

  我把这几封信摊在膝头，想着爷爷当年写信的样子。他大概坐在工厂宿舍的木板床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不说想家，只是说食堂的菜，说路上的队伍，说厂里的新机器，可字里行间，全是惦记。惦记曾祖母做的红烧肉，惦记家里的院子，惦记着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心愿。

  他后来到底去了北京，是九十年代，我陪他去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看了很久，没说太多话，只拍了一张照片，站在旗杆底下，笑得有些拘谨。回来后他把照片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面，旁边是一张他年轻时和曾祖母的合影。

  我把信重新叠好，放回木箱。那叠信不厚，加起来不过十几封。可它们装着的，是一个普通工人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十年。十年里他从学徒变成师傅，从儿子变成父亲，从写信到打电话，再到后来有了手机，不再写信了。可那十几封信还留着，留着那些年的国庆见闻，留着那些朴素的期盼——多挣几块钱，多攒几天假，让母亲看看城里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爷爷的信沉甸甸的。一封封家书里，装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话，还有一个时代落在普通人肩上的分量——不重，刚好是一个人能扛得起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