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选拔官员，最早是“世卿世禄”制，后为察举制。前者依靠贵族门第选拔世家子弟，后者由地方官员推荐贤良方正。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埋没了寒门子弟中的人才。

  隋文帝废除曹丕所立九品中正制，开启分科取士选拔官员的雏形。开皇十八年，朝廷下诏以二科举人。至隋炀帝杨广执政，增设进士科，打开寒门子弟上升通道。至唐朝，科举制逐渐完善规范。唐太宗强调选拔人才重视其德行与学识，不讲究门第，并增加科举考试科目。明经科考儒家经义，设有帖经、墨义、时务策；进士科着重考量考生对时事与政治的见解。明经侧重记诵，帖经占考试比重较高；进士科尤重诗赋。明经科录取率约十分之一，进士科录取率仅六十分之一。

  宋太宗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宋真宗确立三年一贡举制度，考生多至1万至2万人，每科录取进士200至400名，录取率仅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宋代推行糊名、誊录制度，防范考官徇私阅卷。至明朝，考试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兼及诗赋、策问，推行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句式讲究排比对偶，文体拘束。明代洪武四年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20名，而后进士录取率逐年减少。清代考生需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秀才——举人——贡士——进士，难度更高。历代久困科场者不乏其人：明人王服经，少年为秀才，屡困科举，八十岁再度入闱，依旧落第。考官悯其执着，联名上奏嘉庆帝，朝廷特赐举人。王服经仍不罢休，继续赴考，八十四岁终于为考官董浩赏识，登进士第，授翰林院检讨。入翰林院未久，因眼疾请求辞官归乡，卒年九十二岁，入祀乡贤祠。而科举的幸运儿亦不在少数：朱熹与苏辙皆十九岁登进士第，王维、司马光二十岁，柳宗元、苏轼二十一岁，王安石二十二岁，黄庭坚二十三岁，张九龄、陈子昂、欧阳修二十四岁，韩愈二十五岁，白居易二十七岁。

  然则读书人得中进士，仅取得入仕资格，尚须由吏部铨选，方可授官。初授多为县丞（八品），主簿、县尉（九品）。主簿、县尉终日处理文书、缉捕盗贼、催征赋税等繁杂事务，近乎底层吏职。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孟郊，授溧阳县尉，自叹“屈身为吏”；才华横溢的王昌龄与李颀终其身止于九品微官，仕途困顿。当然唐宋名士中，亦有进士出身而至二三品高位者：张九龄官至中书令（正三品，宰相），王维官至尚书右丞（正四品），白居易官刑部尚书（正三品），韩愈任吏部侍郎（正四品），王安石、司马光位居宰相，欧阳修、苏辙官至副宰相，此皆进士中之佼佼者。

  科举创立，确实为寒门子弟开辟上升路径，也为朝廷搜罗人才。科举兴盛于唐宋，使大批才俊登上政治舞台。然明清科举流弊渐生，科场常为权贵势力所干预。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当政之时，其三子先后登科，一子状元、两子榜眼，朝野议论纷纭。清代翰林院编修周福清（鲁迅祖父），为其子周伯宜（鲁迅父亲）谋求中举，向浙江主考官殷如璋递送关节，事情败露。周福清被判斩监候，长期监禁；周伯宜被革去秀才功名，终身不得应试，是晚清轰动朝野的科场大案。

  由此观之，读书人为求功名，备尝甜酸苦辣百般况味。春风得意、一举登科者得尝其甜；才高学博却屡试不第者，如明代徐渭，门生弟子皆得功名，自身却久困场屋，满腹才学不得施展，其中酸楚难以言说；更有耗尽毕生心力终老科场者，咽下无尽苦楚，如吴承恩、李时珍三次乡试未果，蒲松龄八次赶考皆铩羽而归，三人只得另操他业；至于行贿舞弊、触犯科条而身罹刑宪，便是科举场上之“辣”。

  科举自隋代萌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废止，前后延续1300年。胡适先生论科举，持二分说，他肯定它打破门第、公平选官；同时批评八股取士禁锢才智（引自唐德刚记录整理《胡适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