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放晴了，母亲张罗着将前几天蒸的豆角拿出来晾晒。她用干毛巾擦了擦阳台上挂着的那个竹匾说：“老手艺就是过硬，这都用多少年了，边都没毛一根。”我看着她手上的竹匾，想起了当年找人打制它的往事。

  那年，母亲突然想要打个竹匾，说城里晒点东西方便。我说：“现在哪还有人做这个，早淘汰了。”母亲有些央求地说：“你去寻一寻，到乡里打听打听。难道乡里都不需要晒东西吗？”然后她就开始絮叨起那些颇有名声的篾匠来，什么朱易村的朱篾匠，珠湖的付篾匠……

  我对篾匠的记忆，仍停在儿时的老家。那时一过农忙，农家才消停几日，就要忙着请篾匠、木匠、铁匠、裁缝轮流上门。备婚嫁，裁新衣，备新年，修补打造农具，一片热闹喜庆。

  我最喜欢看篾匠干活，他们的手实在是太巧了，一根根硬竹被他们七捣八鼓就拆解成了用途不一、厚薄粗细各不相同的材料。

  无论是大件的谷垫、谷仓，还是小件的谷筛米筛簸箕竹椅，将破损处剔除又不伤经纬，在我看来，实在太难。可于篾匠而言，只需看上一眼，便理顺了脉络，三下五下一条新的经络就换好了，还会根据破损的形态，构想些精巧图案上去。

  打新物件的，多是新成家的小两口，或是分家单过的人家。农村讲究“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家族开枝散叶绵延繁衍。篾匠们编个红双喜上去，皆大欢喜。

  母亲催得紧，我不得不四处寻找。老家的伯叔将我引到了廖家村的廖篾匠家。廖家村我熟识，廖家伯伯（祖父的老庚）就是这村的，小时候，每年正月里他都会将扎好的龙头兔灯送给我们玩。

  辗转找上门去，一晃四十多年，儿时那位风姿绰约，常给我编竹蜻蜓蚂蚱笼的廖家伯伯，已经苍老成岁月里的一株老树——满头白发，脸上皱纹堆垒沟壑纵横，手上骨节突出青筋暴起，唯有那手指，虽然疤痕交错却依旧灵巧如当年。

  他盘坐在一堆编织物正中，周围一堆半成品，搭好的经络向外延展，像煞那些物具生出了无数的触须。他不时抽出腰间别着的篾条，一抬一压间就将纬子织入经脉里。座下的物件不断扩大，他像个稳坐于莲花台上的禅师，指拈禅诀，生出的却是篾花。

  我和他说明了来意，他眼神定定地说：“现如今，来打篾家伙的人不多了。我们乡下都很少用这东西了。”神情里满是落寞。我很不解：“难道大家不晒东西？”“如今村里都铺了水泥地，家家都有院子，晒什么往地上一倒就行，不比以前的泥土路。”听后我竟有些怅然，小时候谷垫连谷垫、竹匾叠竹匾的场景就这么远去了。

  他领着我去后厢房，那里有些存货，是他闲不住时攒下的。有米筛、谷筛、竹匾、肚盘、竹椅、竹床，全是从前农家常用的。我一时恍惚，仿佛回到了老屋，在童年的光阴里打转转。

  “你看要哪个，挑了去。转过年去，我也不做了，做不动了。”我摸着那些物件，竹匾纹路细腻，边沿扎实光滑；米筛和谷筛的细孔匀称，大小比例精细；竹床的篾条排布紧凑，没一点空隙。“那是几十年积淀的细致功夫啊！”听着我的夸赞，他颇得意地摸出一支烟吸了起来：“崽女早就不让我做，说又累人又不挣钱，不如好好休老，可我舍不下这手艺呀！”他摸了摸手边的物件，又说：“做了一世的篾匠，嗅惯了竹子香，摸惯了篾刀，哪能说丢就丢得下。”

  我挑了一张竹床，一把竹椅，还有母亲点名的竹匾。如今，这些物件还在好好地用着。只是不知道，廖伯的指上光阴有没有人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