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未曾长期生活于黄浦江畔，但他最初的几部长篇小说均在沪发表并出版，并因此一举成名。文学名刊或称赞“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或夸奖“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人民艺术家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过程中被日军炮火所毁。

  “想到两年前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

  1930年春，从海外归来的老舍在上海小住十余日，写完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最后两万字”，便回到北平。隔了数月，他应聘赴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并兼任《齐大月刊》编辑。

  老舍在执教齐鲁大学后，不仅撰下好多优美散文，还在1930年冬着手创作《大明湖》。至于写这部长篇小说的缘由，其夫人胡絜青的《旧居》提及：“每当老舍走出校门，看见济南老城西门与南门上的炮眼，他就想到两年前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他开始收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写出了以济南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是侵华日军在山东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老舍对此无比愤慨，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经过约半年的资料搜集和情节酝酿，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那令人发指的暴行。

  老舍的《大明湖》，完成于1931年暑期。他于1935年11月在上海《宇宙风》杂志发表《我怎样写〈大明湖〉》，其中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可是‘五三’并不是正题，而是个副笔。设若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我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而我深怕笔力与材料都不够写那么硬的东西。我需要个别的故事，而把战争与流血到相当的时机加进去，既不干枯，又显着越写越火炽。我很费了些时间去安置那些人物与事实：前半的本身已像个故事，而这故事里已暗示出济南的危险。后半还继续写故事，可是遇上了‘五三’，故事与这惨案一同紧张了起来。”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述：一对母女因贫病交迫卖身为娼，最终母亲无法忍受折磨跳了大明湖；饱受欺凌的女儿也萌生寻短见的念头时遇兄弟三人而获救，于是出现了特别的恋情，后发生“五三惨案”，老三被日军杀害，剩下老大、老二忍受着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它以一个不幸的家庭为缩影，折射了民族的灾难；大概由于题材太沉重，其风格与老舍以往作品的幽默洒脱有明显不同，从中可见他的创作已在关注下层女性的悲惨遭遇，关注贫苦百姓的生存困境。

  当年，老舍的前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均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在《大明湖》脱稿时，他给对门而居的同事、好友张西山(张维华)看了一遍，便又寄过去。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

  “原稿和成书全部化为灰烬”

  不料陡生重大变故，老舍之子舒乙口述的《老舍鲜为人知的往事》中提及：“父亲将文稿寄到本部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正赶上淞沪抗战，日本人的轰炸导致很多房子被烧毁，这之中就包括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当时，《大明湖》已经印好了，这一下，原稿和成书全部化为灰烬。”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都被毁，《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熟悉老舍的朋友都知道，他创作时没有留底稿的习惯，所以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只有张西山和《小说月报》编辑徐调孚。

  老舍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但他的《大明湖》毁于“一·二八”事变，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幸好，后经朋友们劝说，他曾将《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月牙儿》，被收入《樱海集》，在1935年8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又另写成短篇小说《黑白李》，发表于1934年1月北京《文学季刊》创刊号，同年9月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赶集》（老舍短篇小说集）。

  还值得一提，在1946年9月，老舍以自己代表作之一《骆驼祥子》英文版的部分版税，与赵家璧等合办晨光出版公司，公司设于上海哈尔滨路258号（1948 年 7 月迁至四川中路 215 号）。在“晨光文学丛书”中，除了老舍的作品，还陆续推出巴金的《寒夜》、陆小曼编的《志摩日记》、王西彦的《村野恋人》、萧乾的《珍珠米》、钱钟书的《围城》、阿英的《剧艺日札》、赵家璧译的《月亮下去了》等一大批名家力作。

  由此可见，老舍与申城有不解之缘：《小说月报》助他登上文坛，他也曾为申城文学事业发展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