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在钱粮湖农场的暑假，除了帮舅舅放牛，还有一件事——捉棉花虫。

  七八月间，棉花秆密密匝匝地立在地里。风一吹，深绿压着浅绿，翻出一层一层的浪。走近看，粉黄的花朵东一朵西一朵，花瓣薄得透光。棉桃刚有指头大小，青绿青绿的，裹着一层细绒毛。这时候虫子也来了——棉铃虫、金刚钻、斜纹夜蛾。

  治虫先治蛾。社员们在每块棉田里支起大铁锅，装满水，锅沿上方挂一只大灯泡。晚上，白花花的光刺破黑暗，成百上千的飞蛾和甲虫从四面八方赶来，绕着灯一圈圈地转，翅膀扑在灯罩上啪啪作响。飞累了，便跌进锅里。水面上浮起厚厚一层灰褐色的翅膀，偶尔还有几条仍在垂死划动的细腿。

  飞蛾是捕不尽的，总有漏网的产下卵。棉花开花结桃时，虫害便暴发了。农药打不进去，虫子钻进花蕊里、棉桃里，躲在里面照样啃得欢。这时候只能靠人工捉虫。生产队长站在田埂上，把哨子吹得嘟嘟响，粗着嗓子喊：“捉虫啦！”声音在棉田上空滚过去，传遍每一垄地。

  男女老少都来了。每人提一只玻璃瓶，是洗干净的旧罐头瓶，装半瓶水——虫子丢进去就淹死了。腰间别一根竹签，一头尖一头圆，磨得光溜溜的。大家一垄一垄排开，每人负责一垄，从这头到那头，逐棵逐棵地找。

  捉虫是个细致的活。你得弯下腰，把棉株从上到下看一遍：先看顶上的嫩尖，刚抽出的嫩叶蜷成小卷，虫子爱躲在里面；再看花和花蕾，然后看棉桃，最后翻过叶子看背面，都不能漏。

  那些粉红的花朵就算开得再盛，只要你轻轻拨开花瓣，花芯深处往往蜷着一条肥嘟嘟的棉铃虫，身子跟棉叶一样绿，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它正埋头啃着花芯，嘴角挂着黏糊糊的花汁。竹签轻轻一挑，它滚进瓶里，在水里扭动几下便沉了。旁边那朵花已经萎了，花瓣耷拉着，边缘枯黄——这种花不用看，已经被虫祸害透了，结出的是僵棉桃。

  最难捉的是钻进棉桃里的虫。棉桃只有指头大，青绿光溜。虫子钻进去时留一个小洞，洞口有细细的虫粪，黑褐色，像锯末。顺着虫粪找到洞口，把竹签伸进去，轻轻地掏，不能捅伤棉桃。虫子掏出来——白胖的一条，蜷成个圈，在瓶里慢慢蠕动，身上还沾着棉桃里的汁水。

  还有钻心虫，专蛀棉秆。棉株顶端的嫩尖忽然蔫了，叶子耷拉下来，茎秆上有个小洞。掰开来，里面是空心的，一条白胖的虫子躲在里头，把芯子蛀空了。从外面看，叶子还是绿的，花还在开，可它已经死了。

  老农眼睛毒，一眼能看出哪株棉花遭了虫。他们走得慢，腰弯得低，手指轻轻拨开一片卷曲的叶子，压低声音说：“看这里。”一条金刚钻正钻在棉桃里，只露出半截身子，竹签一挑便落了瓶。我们小孩子眼力不如大人，可胜在身子软，蹲得下去、钻得进棉花丛。有些虫子藏在棉株最底下贴着地皮，大人弯腰够不着，我们哧溜一下就进去了。棉叶刮在脸上，划出浅浅的白印子，被汗水一浸，辣辣的，也顾不上擦。

  一天下来，腰背酸疼，脖子僵得转不动。抬头看看瓶里，半瓶子虫子在水中扭动，红的、绿的、褐色的，肥的瘦的挤在一起，心里便生出一种踏实的满足。

  收工时太阳已经偏西，队长在田埂上吹响哨子，哨声又尖又长。弯腰埋在棉花丛里的人直起身来，有人把玻璃瓶举到眼前晃晃，看看今天的“战利品”。仓库前有棵歪脖子苦楝树，树阴下放着一张旧桌子，桌上摆着记工分的本子，牛皮纸封面，四角都卷了边。人们排成一队，轮到我，把瓶子放在桌上，队长倒出虫子数了数，然后在本子上写了个数字。那些捉虫的夏天，一晃就过去了。后来分田到户，有了抗虫棉，打药水代替了人工捉虫。再往后，无人机在天上飞，药雾从云端洒下来。棉田里再也看不见提着玻璃瓶、弯着腰从一朵一朵棉花里找虫子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