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5日，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八十年光阴倏忽而过，黄浦江水日夜奔流，上海城早已旧貌换新颜。许多陈年往事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在不少老上海人的记忆深处，始终留存着一段温柔的市井旧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乡间村落、棚户街巷、农家小院里，无数背着布包、稚气未脱的孩童，放学后不贪玩耍，反倒当起了“小先生”，教父母识字、教邻里读书。陶行知先生在上海播种的“小先生”星火，照亮了旧时代底层百姓的求知之路，也成为申城近代教育史上最接地气、最暖人心的一段温情轶闻。

  如今大家熟知陶行知的教育名言，却少有人知晓，他一生最落地、最惠民的平民教育试验，深深扎根于上海这片土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繁华与闭塞泾渭分明：租界之内学府林立、书香萦绕，富家子弟安稳读书；而宝山、闸北、浦东的乡村和棚户区，无数工人、农民、市井妇女终日为生计奔波，一辈子无缘书本。在那个年代，读书是少数人的特权，文盲是多数普通人的宿命。老百姓出门不识路牌，买卖算不清账目，收到远方家书只能求人代读。半生漂泊、目不识丁，是无数底层百姓的真实日常。

  目睹民间求学无门的困境，陶行知满心忧虑。他始终坚信，教育从来不该划分贫富、区分贵贱，普通百姓也该拥有识字知理、开阔眼界的机会。1932年，他扎根上海宝山，创办山海工学团，打破传统学堂的高墙壁垒，把课堂从封闭校舍搬到田间地头、寻常院落。可当时办学条件艰苦，师资稀缺、经费短缺，寥寥几位老师，根本无法覆盖周边千家万户。为了让更多普通人学有所得，陶行知构思出一套颠覆传统、简单可行的民间办学之法——1934年，影响深远的 “小先生制”在上海正式诞生。

  在崇尚长幼尊卑的旧时代，孩童教大人读书，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自古皆是长辈育人、师长教书，孩童授课让很多乡民难以理解，甚至觉得不合礼数。面对质疑，陶行知只用最朴素的道理回应众人：知识不分年龄，谁先学有所获，谁便可为教书人。

  “小先生制”没有繁琐规章、没有严苛门槛，规则简单质朴、人人可行。工学团的孩子们白天在田间耕读，学习基础汉字、生活常识和简易算术，放学归家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即知即传”。家中父母祖辈、邻里老人、不识字的街坊，都是孩子们的“学生”。授课不拘场地，夏夜纳凉的树阴下、饭后清闲的小院里、田间劳作的歇息处，处处皆是课堂；教学不拘教具，石板为纸、树枝为笔、油灯为光，全程免费授课。“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让教育真正扎根市井、普惠平民。

  当年的沪上城乡大地，随处可见温暖动人的读书画面。宝山乡间的农家孩童，每日放学归家，第一件事便是搬来两张小板凳，陪着父母识字练字。常年劳作的长辈记忆力有限，一个简单的汉字往往需要反复记忆、反复书写。年幼的“小先生”心性纯粹，没有半点浮躁与不耐烦，逐字讲解读音、释义，耐心陪伴长辈反复练习。一盏昏黄油灯，照亮一家人的求知时光，也慢慢摆脱了代代相传的文盲困境。

  在上海各大工人棚户区，“小先生”更是最受欢迎的民间教书人。彼时的码头工人、纺纱女工终日劳作，白日无暇读书识字，每到傍晚，街巷居民便自发聚集在大树下、亭子间，等候工学团的孩子开课。孩子们深谙百姓所需，专门挑选工钱、米面、车票、账目等贴合日常生计的实用字词教学。起初，不少中年妇女碍于脸面，羞于跟着孩童求学，怕被邻里笑话。可真正体会到识字的便利后，人人主动赴学，风雨无阻、日日坚持。

  无数细碎温暖的小故事，在街头巷尾悄然发生，留存至今。有常年务工的女工，跟着“小先生”勤学数月，终于识得文字、学会书写，平生第一次提笔写下家书，字虽稚嫩，却承载着满心思念，落笔之时热泪盈眶，终于告别了托人代读、代写的无奈。街巷里的独居孤寡老人、贫苦住户无人施教，“小先生”们便自发组队，挨家挨户上门送学，不求回报、不辞辛劳。当年的“小先生”大多只有六七岁至十三四岁，一身粗布旧衣，一脸稚气，却用最纯粹的热忱，温暖了整条街巷。

  陶行知曾写下通俗小诗赞美这股新风：“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这首小诗当年在沪上乡间广为流传，道尽了“小先生制”的核心真谛。这套制度从无高深理论，核心只有一句初心：知识贵在流动，学问重在助人。他还给“小先生”定下三条朴素准则：学有所获必教人、一人学成带众人、贫老孤弱皆可学。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陶先生称之为“细胞分裂法”，星火燎原，短短数年，互学互助、读书向善的新风，从宝山山海工学团蔓延至上海全城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