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4日，薄雾笼罩着长江口，在阵阵汽笛声和蒙蒙细雨中，上海市送别184位逝者的骨灰撒海仪式，在东经121度45分30秒附近海域举行。14时5分，终身从事科学研究的夏凯龄尹文英夫妇的骨灰，在鲜花伴随下，从儿女手中撒入长江。此刻，我仿佛看见他们化作了浪花，随着江水，流向东海，流向太平洋。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十多岁的尹文英在父亲、地质学家尹赞勋带领下，参观了青岛海洋博物馆，五彩斑斓的各种鱼类，引起了年幼的尹文英极大的兴趣。没想到，十多年后，她竟然成为中国鱼类病害防治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1947年，尹文英从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来到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史若兰实验室，开始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他们在浙江湖州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建立了鱼病工作站，尹文英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也在太湖里学会了游泳。她和同事们一起发现并推广了近20种鱼病的防治方法，为中国鱼病学打下了最初的科学基础。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评价说，尹文英是中国鱼病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尹文英又成为我国原尾虫分类学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高龄时，又领导了中国土壤动物的系统调查，为中国土壤生物学和生态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鱼到虫，从水到陆，从单一特种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文英的学术轨迹，是一条不断拓展视野、不断逼近自然深层逻辑的道路。她始终保持着一位学者的谦逊和好学，九十高龄时还在坚持工作，安安静静地做了一辈子学问。

  夏凯龄教授是研究蝗虫和白蚂蚁的昆虫学家。1950年，他到洪泽湖考察蝗灾，1958年又同苏联专家到新疆考察蝗灾，采回大量标本，开展我国蝗虫分类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蝗虫分类专著。1958年，他又带领年轻同志钻地板洞，了解蚁情，防治白蚁。夏凯龄解决了我国白蚁分类学、生物学、防治理论、防治方法、防治药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把这些发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和白蚁防治事业。作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夏凯龄乐育英才当人梯，甘做“二传手”，难怪同事们都说，夏凯龄心中只有“大家”两个字。

  这对科技伉俪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作狂，他们准时下班，在回家的路上买菜买水果，夏凯龄负责洗涮，尹文英则负责烧菜。他俩在家里从不谈工作，星期天则带着儿孙去饭店改善伙食。对待学生，他俩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好几次中秋节，他俩让我买好几盒月饼送给学生，我说，人家都是学生送老师，你们倒是老师送学生，社会上少有。春节学生上门拜年，他俩总是送给每位学生一盒巧克力，已成标配。对待工作人员、住处的门卫，他俩也是一视同仁，大家都说他们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完全是平等待人。学生胡圣豪记得，1989年8月，他陪同尹文英去杭州参加学术会议后回上海。在乘上151路电车后，车厢很拥挤，尹文英看到一位农村妇女怀抱婴儿，身上还背着包袱，立即站起来，将座位让给她。当这位妇女给婴儿喂奶时，奶瓶滑到地上。尹文英弯下腰，从地上捡起来后，尹文英没有立即交给她，而是用手抹了一下灰，又用衣角擦了擦，才交给她。这一幕，让胡圣豪既敬佩又愧疚了三十多年。

  尹文英研究鱼类，夏凯龄在洪泽湖研究蝗灾，他们两人从水里来，到水里去。他们一生研究自然，敬畏自然，最终魂归大海，自己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辈子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又以自然的方式，最终回归了自然。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园，后人思念他们了，就带着鲜花，到海边去，看潮起潮落。海风吹过，就是他们的呼吸；浪花拍岸，就是他们的絮语。因为他们从未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化作了海，化作了风，化作了自然的一部分。

  正如《大海啊，故乡》唱到的：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是的，大海以其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辛劳一生的英灵。海水悠悠，情思绵绵。他们在大海的怀抱中安息，也永存于后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