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陈是弄堂邻居，从光着屁股打弹子，到拎着人造革包一起进江南造船厂的车间，我们的脚印都叠在同一块泥地上。厂里的老师傅笑着说，“你俩是从开裆裤一路穿到了工作服”，那时候我们年轻，听不懂话里的温柔，只拍着胸脯说，以后要一起当八级钳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造船厂，车间里全是电焊的火星和钢板的碰撞声，我俩分到同一个班组，师父亲手教我们锉零件，要求锉出来的面能刮胡子。第一天我手笨，锉出来的面坑坑洼洼，师父气得把我的锉刀扔到地上，我脸涨得通红，站在原地不敢动。大陈悄悄把他锉好的工件推到我面前，趁师父转身，飞快地冲我眨眨眼。下了工，我们沿着黄浦江岸走，他把兜里揣的两个烤山芋分我一个，烫得我们俩来回换手，他说，“怕什么，咱们笨鸟先飞，每天早来一个小时练，我陪你”。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进车间，他帮我扶着工件，我练锉刀，手上磨出的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没多久就结了厚厚的茧。那时候厂里分夜宵，每个夜班一人一个肉包子，大陈饭量大，可每次都把他包子里的肉馅挑给我，说“你长身体，多吃点”。有一年冬天，江南下冻雨，我住的弄堂房子漏雨，被子都湿了，大陈把我领到他家里，腾出他的床给我睡，他自己打地铺，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又一起踩着点去上班，连哈欠都一起打。

  九十年代末工厂改制，车间要裁员，我榜上有名。大陈去找领导拍桌子，说小董技术比他好，要走他走，留下我。最后我留下来了，大陈买断工龄，去了南方打工。他走那天，我们在码头边的小酒馆喝酒，两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不在了你好好干，以后出息了别忘了我。”我握着他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江风卷着浪，拍在堤岸上，像我们年轻时候一起喊的号子。

  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的成了八级钳工，后来又当了车间主任，从来没有忘记过大陈。退休后，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大陈。前几天整理旧工具箱，翻出当年我们一起锉的第一个工件，锈迹都长进去了，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像我们这一辈子的日子。我给退休后回上海养老的大陈打电话，让他过来吃晚饭，我老伴蒸了他爱吃的红糖馒头。他进门看到那个工件，蹲在地上笑了半天，抬起头抹眼睛，说“没想到你还留着”。

  晚饭开了一瓶“石库门”，碰杯声轻响，像当年车间里，锉刀碰钢板的声音，熟悉得像昨天。我们伸出手来，还能摸到当年一起磨出来的茧，那是我们给彼此这辈子盖的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