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那一年，母亲不再做乡镇小学的老师了，调到县中当了一名宿舍管理员。

  刚知道这事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母亲在小镇上教了那么多年书，走在路上，老远就有人喊“陈老师”。可到了县城，她就成了别人嘴里的“宿管阿姨”。更让我别扭的是，她去的是县中，全县最好的高中。而我，只能在二中读。总觉得差了一截，连带着自己也矮了几分。

  高三的时候，母亲经常值夜班。学生睡觉之后还需要巡查，半夜里会有孩子生病或者闹情绪。她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很少见面。我作业很多，时间紧张，回到家时常常没有热饭吃，只好自己煮碗面凑合着吃。深夜对着泡面升腾的热气发呆，只有冰箱的嗡鸣声陪伴。

  高考放榜的时候，我落榜了。我清楚落榜主要是自身原因，可仍委屈埋怨。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怨她没有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陪在我身边度过一个个难熬的夜晚。甚至有点偏执地认为，如果她还在教书的话，事情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个念头一出现，自己就感觉很荒唐。

  待业在家，没事可做，我天天做饭，中午给母亲送饭。第一次进入宿舍区的时候，母亲正戴着老花镜低头给一名学生缝补校服。孩子在一旁嘟囔着说月考没考好。母亲一边缝着，一边轻声劝道：“下次要小心点，你一定可以的。”

  学生接过衣服，指尖抚过针脚，眼框一热，叫了声“陈妈妈”。

  那声“陈妈妈”猝不及防地撞进我耳朵里。我站在墙角，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原来在她学生眼里，她是这样一个可以被叫得那么亲、那么信赖的人。而我，一直觉得这身份让我难堪。那一刻，我为自己脸红。

  后来送饭的次数多了起来，经常看见她跟学生们在一起：有时候安慰想家的新同学，有时候提醒高三的孩子们要加衣服，还有毕业了的学生回来找她。渐渐地我发现，母亲书架上那几本教育心理学书籍的页角已经磨卷了。

  有一次，我看见她正在给一个学生讲数学题。她娓娓道来，还是那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学生走后，母亲说：“他的父母在外打工，学习成绩跟不上，心里着急。”

  “您还管这些事吗？”我没忍住。

  母亲笑着说：“教书育人，不一定非得站在讲台上。”

  我的脸突然变得很热。我竟一直以为自己的母亲比不上别人。

  前段时间在街上遇到一位县中的毕业生，毕业已经很多年了。他说母亲在他想家的时候一直陪伴着自己，考试前一遍又一遍地鼓励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记得有个叫“陈妈妈”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母亲用她自己的方式使原本很冷清的宿舍变得有了家的感觉，给想家的孩子一个可以依附的地方。

  我想起母亲调到县中的那一年秋天，她把一摞旧教案放进柜子最深处。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是她那些年在乡镇小学一笔一画写下的。她的手在纸页上停了一下，然后关上柜门。那个停顿只有几秒；又很长，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它。

  这些年母亲节，总会想起母亲值班室那盏亮到很晚的灯。多少个夜晚她轻悄悄地走过宿舍走廊；多少个早晨她在门口看着学生们走向教室。

  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她将整栋宿舍楼变为了一个教室，“陈妈妈”成了孩子们给她评定的、最高的职称。如今人家问起，我都会顿一顿，然后告诉对方：我是陈妈妈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