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競（670～749年），字号不详，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大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贞观政要》。为人耿直，犯颜直谏，颇有建树。

  吴競在《贞观政要》初稿完成时，于卷首补写：“直谏如种树，非十年不能见其荫”。此喻与白居易“谏草风摧更护根”（《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形成互文，又暗合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官精神。这句话，也成为贯穿其后三十年修史生涯的精神坐标。

  吴競出生于经学世家，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其父吴琯为经学名家，加上北魏以来河洛地区士族“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传统，以及唐初开明的政治制度、魏征与姚崇等正直名臣的影响，使吴競自幼养成“为人须正直”“为官敢直言”的秉性人格。

  永淳元年，汴州有两户农户因田亩起了争执，刺史李怀决定处死主事者，以杀鸡儆猴。刑场上人山人海，十二岁的吴競攥紧手中的《贞观律》，双目灼灼地盯着刑场。当刺史的朱漆杖第三次落下时，吴競突然冲至銮驾前振臂高呼：“《周礼》云刑不上大夫，然刑亦不可滥及黎庶！田亩之争不过笞刑之过，何至当街杖毙？”他的声音清亮高亢，穿透了嘈杂的人群，让刑场上的喧闹瞬间安静了几分。接着，他又高声朗读《贞观律》：“贞观四年制，凡决死刑，皆五覆奏——刺史今日可曾闻达天听？”刺史李怀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来捣乱，正想发作，但瞥见少年腰间晃动的银龟袋——那是五品以上官宦子嗣的凭证，执杖的手势不觉松了三分。

  “竖子安知……”李怀话未说完，吴競已翻开律书高声诵念：“《狱官令》三十一条，杖刑逾百者，需分三日执行。”他的指尖扫过刑场斑驳的血迹，忽然拔高声音：“方才二百三十七杖，可合令典？！”刺史李怀只得认输，并因此事受到了处罚。吴競虽为官宦子弟，小小年纪就能通晓法律，并以之维护底层百姓权益，实属难能可贵。由此，“刺李御史”成了吴競任谏官后的名号，传遍大街小巷与饭堂茶肆。

  开元元年，吴競任谏议大夫，针对当时考课制度的弊病，上《清铨选疏》：“今之选曹，取人不究行实，选士不考器能。犹如饰画朽木，徒费丹青”。他提出“四才三实”的考核标准，直接影响了天宝年间《循资格》的修订。

  开元三年秋，大明宫暴雨如注。当时唐玄宗锐意改革，为劝李隆基广开言路、避免刚愎自用，吴競跪在紫宸殿前已三个时辰，手中《谏天后实录疏》的字迹被雨水泡得发胀。宦官持伞来劝：“大夫何苦以卵击石？”老者白发贴面，声如金石：“昔日王陵敢当面顶撞吕后，周昌也坚决反对废立太子，我们这些史官如果连斧钺之威都惧怕，那笔下的历史又怎能挺直脊梁？！”其心昭昭，日月可鉴。最终，他的赤诚感动了李隆基，谏言被采纳，对开启开元盛世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競凡事以律为据，不畏强权。景云二年，太平公主干政，吴競冒死呈上万言书《论信疏》：“臣闻信者，君之辔也，臣之辕也。齐桓不疑管仲射钩，故能九合诸侯；汉武猜忌卫霍，终致轮台悔诏。今观公主参决机务，非不信也，乱信也……”朝堂震动之际，他竟当众质问天子：“陛下可信史官秉笔乎？可信来世观今乎？”

  一天，时任弘文馆学士的吴競与宰相许敬宗同修国史。许氏擅改玄武门旧事，私添隐太子谋逆的细节。吴競执朱笔批注：“史者，万世之秤。昔董狐直笔，齐太史三兄弟殒命不易，岂可因时移势易而曲意逢迎？”说罢，他愤然拂袖而去，袖带扫过案头，一盏铜灯应声翻倒，滚烫的蜡泪流淌在书卷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天宝八载深冬，耄耋老臣吴競蜷缩在陋室里整理《贞观政要》。窗外，厚重的积雪压断了院中的枯枝，“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冬日里格外清晰。弟子刘餗捧着药劝他歇息，吴競咳嗽不止，却仍紧握着笔：“魏玄成曾言以史为镜……今实录多讳饰……他日谁为明镜？”在最后定稿之日，他以“天子失德，麒麟不至”作结，竟与三十年前的谏疏暗合。

  据历史记载，吴競先后在武则天、中宗、玄宗三朝担任史官与谏官，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谏诤精神，提出七次重大谏言，其中五次被采纳，作出了重要贡献。《贞观政要》后来东传日本，吴競这种直谏的精神也随之远播，对古代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