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我在妈妈的朋友吴阿姨家看到一幅挂在墙上的“画”——画面大气磅礴，色彩浓淡融合，看得我心潮起伏。吴阿姨笑着说，这是她刚完成的“千里江山”刺绣。接着，她便拿出一个约巴掌大的圆形绣花绷子，夹上一块白布，穿针引线，双手联动，针飞线穿，一条色彩红黄相融、体形丰腴的金鱼就出现在白布上。见此情景，我对吴阿姨佩服不已。自此，我决定跟吴阿姨学刺绣。

  俗话说，门外看热闹，门里学门道，门道千万条，条条心血耗。刺绣，看似轻松自在，实则繁、杂、累，一幅绣品，须经几十道工序，如绷布、描图、捏针、分线、配色、穿刺、整理等；不仅要手巧心细，更须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凝得住神。

  小件如手帕、绣花鞋、童帽等，可用大大小小的圆绷子，左手握绷，右手捏针，左右翻转，上穿下刺，一气呵成。大件如衣服、枕套、帐沿、寿幛、挂件等，需用约两厘米粗的木棍做成的长方形的绷架，绣工坐于一侧，右手在上把针刺下，左手在下接住，再盲扎上来。这要求很高，不仅每一针要从扎下去的地方回上来，而且每针必须距离一致，否则绣出来的画面会粗糙不平；左右手用力更须相同，否则绣出的画面会起皱褶。绣时虽然身可坐，腰可直，但颈弯头低，不一会儿就会脖酸头胀眼花腿麻；精力须高度集中，一针刺错，轻则返工，重则成次品、废品。没有三五年的基本功，是不敢轻易坐绷架的。

  那时我家住“两万户”的控江二村，到师傅家去三站多路，但我每到约定时间，总是风雨无阻。虽然师傅挺严厉，我常被呵斥，而且近3个小时的操练，总是手指酸疼，眼睛酸胀，手臂酸麻，但我没有退缩之意，一直坚持学下去，掌握了刺绣的基本技艺，并向“高、精、尖”迈进。

  1969年，我下乡插队到了南通的一个公社。当地有项中青年妇女几乎人人参与的副业——为外贸企业绣花。我掌握的绣花技艺，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师傅的“要用心绣”的教诲，让我一直努力做到“精益求精”，我不仅一针一线一丝不苟，更注重色彩的搭配，针脚的疏密。一幅幅绣品，虽逊色于师傅，但绣出的山水景物也颇为灵秀，令当地妇女自叹不如。凭着这手技艺，我很快在众多的绣工中崭露头角，成了绣“样品”的专业户。凡有评比活动，都让我出头露面，我也因此基本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1977年，我被招工进了当地的农机厂，教我车床的师傅正准备结婚。我就赶绣了一对鸳鸯戏水的枕套和一条喜鹊登梅的帐沿（当时乡镇离不开蚊帐，帐沿挂在帐子前）送给新人，获得一片赞扬声。随后，我就收到了5单订单，3单是比我小的师兄师姐的，2单是师爷师奶送给子女的。虽然只是口头协议，明知这是“财源不进倒贴钱”的买卖，但我宁可少看电影少逛街，也要认真履约。或许是农机厂领导惜才，不久，我被提拔为仓库保管员。

  没过几年，机绣替代了手工绣，绣花衣、绣花鞋、绣花帽除了在舞台上还留有一席之地，生活中连小孩子们也无人穿戴，甚至以往结婚必备的绣花被、枕套等也少人问津。我过上了“无人上门讨绣品”的清闲生活。

  眼下，刺绣虽不及过去受人追捧，但我相信，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它一定会永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