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使观众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有一定了解。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虽未在剧中出场，但他于唐末受赐并传承的“金书铁券”（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考，“金书铁券”亦称“丹书铁券”“丹书铁契”“誓书铁券”，民间则叫做“免死牌”，乃封建时代帝王给重要功臣的誓约，起初以丹砂填字，后用金、银填字。它起源于汉初，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被封为列侯，各得一枚“丹书铁契”。所以，《汉书·高祖本纪》有“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的记载。当年，“丹书铁契”，尚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属一种加官进爵的凭证。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发给皇室成员、亲信大臣“丹书铁券”，作为护身之用；宋、齐、梁、陈四代颁券则比较多，而且效用也扩大。

  到隋唐，向重要功臣颁发“金书铁券”已成常制。与之相适应，券的格式也固定下来，通常是开头写明持有者姓名、官爵、封邑，中间概述其功绩，末尾记下皇帝的誓约。从此，它已不单是荣誉的凭证，还是特别的护身符，上面增添皇帝“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保证。由于它成为特权的象征，持有者自然身价百倍，有恃无恐。因而，《水浒》第九回说：“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一些封建帝王振振有词地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类的话，但同时又将“金书铁券”赐予宠臣，搞“法外施恩”，这无非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笼络人心而搞的政治平衡罢了。

  不过，“金书铁券”也并非万能。如《旧五代史》记载：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得力于朱友谦，后“赐之铁券，恕死罪”；谁知，当朱友谦受李存勖猜忌，遭灭族之祸，其妻临刑前拿出“金书铁券”哀号 “此皇帝所赐也”，但哪里管用。又如明代开国功臣徐达被封为“魏国公”，并持有“金书铁券”，当明太祖朱元璋要杀功臣，就在他生背疮时故意派人“赐”蒸鹅；通常认为生背疮不宜吃“发”物鹅肉，而蒸鹅的威力更猛，皇帝通过一“赐”，轻而易举将徐达逼上绝路。这表明，“金书铁券”所包含的特权是否有效，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金书铁券”作为封建制度的特殊产物，一直沿袭至清代。历代所颁之券颇多，但完好地流传下来的极少，唐昭宗李晔赐钱镠的“金书铁券”，可算是最著名的一枚。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对钱镠之券作过描述：“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铁而成，镂金其上者。”它虽经历千年沧桑，却依然铁色如墨，金书灿然。

  数年前，我赴浦东高行两栋清代建筑曹氏宅、朱氏宅考察时，当地文史学者曾出示据说为从前曹氏宅所藏的“金书铁券”照片，曾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