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校场年画曾一枝独秀

2026-02-09    作者:朱少伟

  年画作为中国特有的古老民间艺术,堪称是年俗文化的一种定格。昔日的小校场年画,曾一枝独秀,成为申城年末岁初的一道风景。

  “年画一条街”崛起

  小校场年画发源于苏州桃花坞。在历史上,苏州一直是富庶的江南名郡,人们讲究生活情趣,年俗风物颇多。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处于全盛期,因构图对称丰满,刻线工秀,色彩绚丽,拥有“东方古艺之花”美誉。太平天国末期,清兵围攻苏州,年画作坊中所存画版几乎全被战火烧毁。此后,原在桃花坞工作的许多画师转赴相距不远的上海谋生。

  沪南旧校场(今旧校场路一带),靠近热闹的上海老城隍庙,在明代曾是驻兵演武之地;入清,因庙会而聚成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销售民俗用品的小店。清代嘉庆年间,开始有画商在旧校场代销外埠年画;咸丰年间,该处成为苏州桃花坞旅沪画师的落脚点。这些民间艺术家受到海派文化熏陶,在吸纳桃花坞年画精髓的基础上,与寓沪各地画师联手进行变革,形成新的年画风格,使产品迅速走红,并被称为小校场年画(也叫做旧校场年画)。同治、光绪年间,小校场年画已盛极一时,画铺多达数十家,上海老城厢 “年画一条街”崛起。

  小校场年画从形式上来看,大致可分成以下品种:“中堂”,专挂于客堂正中的立轴,画面有山水、花鸟或人物,两旁宜配对联;“屏条”,张贴于客堂左右墙壁,通常由4条、8条或12条组成,画面有统一主题(或是连续性故事);“宫尖”(也称“贡笺”),常以整张纸印成,画面人物较多、背景开阔;“三裁”(即把一整张纸裁为3张),属于小型年画,适合张贴于多种场所;“横披”和“竖披”,供横贴、竖贴的狭长形单幅年画,常出现于面积小的房间;“门神”,多以双幅出现,画面一般是武将秦琼、尉迟恭或关公、钟馗等威武形象;“门笺”,彩印与剪纸相结合的直长方形年画,能把门庭装饰得喜气洋洋;“窗顶”和“窗旁”,系张贴于窗子上方(多分格绘花卉图案、人物故事)、两旁(多绘瓶花图案)的狭长形年画;“月光”,画面多以圆月形构图,左右两幅相对称,张贴于窗子两边或大橱门上;“桌围子”,春节摆供时用于八仙桌,有“八仙庆寿”和“凤戏牡丹”等图案;“神马”(也称“纸马”),一种是《定福宫》(绘灶君捧圭独坐神椅、5个儿童争夺金盔),另一种是《红面灶》(灶君与五子除脸染红色外,其余皆绿、黄两色套印);“年历画”,一般绘于《春牛图》和《三星图》之类吉祥画上,可看全年日期、节气等,装饰性、实用性兼备。

  小校场年画从内容上来看,除了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也有不少其他题材:如《战宛城》,描绘戏曲故事;如《兰闺韵事》,刻画仕女仪态;如《曾国藩克复南京城》等,反映太平天国兴亡。

  大胆突破传统

  小校场年画勇于求变,人物造型和构图大胆突破传统,设色浅淡优雅,一改历来的大红大绿,生动体现近代都市审美意趣。

  除了年画固有的特点,小校场年画还呈现这样的风格:努力展现故事意境,戏曲年画背景超越舞台,如《新绘梁山伯相送祝英台》,近似连环画;积极反映新事物和新景观,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海上第一名园(张园)》《西洋斗鸡》《新出夷场十景》等,都展示西风东渐之情形;注重体现反帝爱国情绪,如《月夜大战高丽平壤城》(清军在平壤助朝抗击日寇)、《刘永福镇守台南大胜》(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台湾抗击日寇)、《奉天绅民协助饷银,曾大元帅誓灭俄兵》(东北军民同仇敌忾抵抗沙俄)等,成为清末鼓舞人们抵御外侮的宣传画。

  另外,小校场年画也保留一些清末民初的俗语资料,如《新刻希(稀)奇一笑图》,配着“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歪嘴吹喇叭——一股大邪(斜)气”“狐狸精吃糖饼——怪甜”等数十条歇后语,与诙谐的画面互为对照,具有很强的讥讽效果。正因如此,它在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畅销,并流传到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地。

  大批海派画家参与

  晚清,上海成为东南大都会,大量外埠画家携艺来沪,使之逐渐成为一个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说:“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于是,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不少画家受到新风气影响,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慢慢渗透到包罗万象的上海文化之中。

  对于推动小校场年画的发展,海派画家功不可没,吴友如和钱慧安的作用尤为显著。他们的参与创作和不少佳作被翻印,无疑凸显了小校场年画的活力。

  吴友如(约1840—1893年),原名嘉猷,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早年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后寓居上海。1884年,他应聘主绘《点石斋画报》,作品犹如用画笔写新闻,大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事,小到邻里斗殴、水火灾劫,每幅画均配妙趣横生的文字交代来龙去脉;当年,一起为该刊绘画者,还有周慕桥、张志瀛、金蟾香、田子琳、何明甫、马子明等,这个美术群体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对促进年画创作起过不小的作用。1890年,他创办《飞影阁画报》。他负责《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期间,在春节时都随刊附送精致年画。在绘画方面,他重视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也吸纳西洋画的透视法等,所以作品构图紧凑,线条流畅,生动精美。他为小校场的画铺绘过不少作品,如其中的《闹元宵》,画面共20余人,场景描绘细致,元宵节的欢乐跃然纸上。

  钱慧安(1833—1911年),初名贵昌,字吉生,别号清溪樵子,江苏宝山高桥镇 (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人,后迁居上海老城厢。他在幼年就喜欢绘画,擅长工笔画,所绘人物、花卉、山水均能自出机杼,不落前人窠臼;许多作品笔力遒劲,姿度娴雅。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与倪田、宋海、邓启昌、舒浩等卖画沪上,名重一时。1909年,他与高邕、姚鸿、黄俊、汪琨等发起成立豫园书画善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现存的小校场年画中,还可看到一些他的作品,如其中的《竹林七贤》(翻印),独具神韵,使观者如临其境。

  由于大批海派画家参与,小校场年画的文化艺术层次得到不断提升,所以海外不少机构也进行收藏,如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迄今仍保存着10余幅小校场年画。如今,从前的小校场年画已知存世量仅千幅左右。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一批新型书局相继在申城开张,五彩石印被广泛应用,木版年画式微。可以说,小校场年画曾带给人们的祝福更新,气氛更热烈,颇值得回味;所记录的黄浦江畔都市风情,则令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