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早年曾以提倡现代派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闻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海派作家；而他创办的《现代》月刊，则给申城文坛带来了浓郁的现代气息。

  “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

  民国初期，以“游戏”“娱乐”“消遣”为旗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盛极一时，几乎垄断上海文坛。其实，鸳鸯蝴蝶派并不局限于言情小说，还涉及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黑幕小说等。从小说发展史角度来看，鸳鸯蝴蝶派宣扬“以己身为读者”，关注大众接受心理及特点，为文学走向大众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它属于都市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海派作家的边缘。此时，施蛰存也曾创作“鸳蝴小说”。

  上世纪2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冲击下，在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影响下，海外诞生新感觉派。新感觉派属于现代派文学范畴，不主张客观单纯地描述外部现实，强调主观感受。这种新兴文学潮流很快扩散到申城，从而促进了海派小说的成熟。1926年3月，施蛰存与戴望舒等在沪合作办起《无轨列车》半月刊，系统介绍新感觉派文学，倡导新形式的创作，但仅出8期就遭查封。1929年9月，由施蛰存、戴望舒、徐霞村等任编委的《新文艺》月刊在沪问世，它虽存在不足一年，却推出了不少带海派倾向的作品。其间，施蛰存也开始尝试创作一些带有心理分析特点的小说。

  1932年1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他在《自序》中说：“自从《鸠摩罗什》在《新文艺》月刊上发表以来，朋友们都鼓励我多写些这一类的小说，而我自己也努力着想在这一方面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但是草草三年，所成者却一共只有这样四篇，其能力之薄弱，真可自愧！在本集中，这四篇小说完全是依照作成的先后而排列的。贤明的读者，一定会看得出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该小说集的四篇作品题材取自历史，描写则注重心理变化，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为参照，集中摹写人物表层意识下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揭示人物行为深层的心理动因。此后，施蛰存仍保持自己的创作路数陆续推出不少小说，这些作品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既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又葆有古典的神韵。施蛰存早年的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因而，沈从文曾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这样评价施蛰存的作品：“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

  “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1932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现代》月刊，由施蛰存主编（第三卷起杜衡参与编辑）。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说：“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由于现代气息浓郁，《现代》月刊开局良好，据施蛰存回忆：“创刊号共一九八页，定价三角，显得还便宜。初版印三千册，五天卖完，又再版了二千册。”

  当年，海派作家群落完全是一种松散的聚合，没有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但其文学倾向却受到都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支撑，显得坚实而有生气；他们分别被冠以“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名称。施蛰存以《现代》月刊为重要阵地，聚拢了海派作家。海派作家的许多体现流派特点的小说，如穆时英的《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刘呐鸥的《赤道下》，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七号女性》，杜衡的《蹉跎》《重来》等，均陆续发表于《现代》月刊。另外, 该刊也登载了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沙汀的《土饼》、巴金的《海底梦》、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等；在此亮相的，还包括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及那时尚属美国“文坛新秀”的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的作品。

  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期间，发表过一些鲁迅的文章。在“左联”柔石等五位作家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时，鲁迅拍案而起，悲愤地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别的期刊都怕惹麻烦，文章被转到《现代》编辑部，施蛰存经过斟酌，“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毅然拍板采用；同时，还向鲁迅要来柔石的照片、手迹，再配一幅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并加上鲁迅的近照，把它们一起隆重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施蛰存还利用《现代》月刊热忱推荐具有海派风格的诗歌。如他在为诗集《望舒草》写的广告词中，高度评价道：“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正因他力挺“现代诗”，从而掀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诗歌革命。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从香港来到上海。在前一天，施蛰存得到准确消息之后，他为了及时在《现代》月刊作介绍，就去约《申报》摄影记者李尊庸提供反映这位英国文化名人行踪的摄影资料。数月之中，《现代》月刊发表了一组萧伯纳在沪活动的照片、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萧参所译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它夫的《伯纳萧的戏剧》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还值得一提，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期间在形式上注重创新，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他的《<现代>杂忆》提及：“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故十一月份出版的第七期成为第二卷第一期。这一期是‘创作增大号’，共二一八页，较创刊号多二十页。零售每本五角，预定户不加价。这一期内容编得相当整齐，选稿标准也较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二版，一共卖了一万册。从此，我体会到‘特大号’的刺激力。”这份月刊可谓浸透了施蛰存的心血；它在第六卷第一期后，由汪馥泉主编，改成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综合性刊物，于1935年5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因上海现代书局歇业而停刊。

  总之，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期间，使海派作家首次构成一个有实力的流派集结。在这位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回眸他早年对海派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禁对他更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