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澳门路上国棉二十二厂（原申新九厂）名气太响，气场太大，结果有意无意将一家印刷厂给“罩住了”，导致不少人并不晓得同在澳门路上还存在一家中华书局的印刷厂。实际上该厂早年在上海滩出版印刷界也算是头部厂家。

  1911年辛亥革命，尽管没有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却给思想文化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令教育、文化、出版界出现了一派新气象。当年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陆费逵料定革命后教科书必将有大动作，于是同戴克敦、陈协恭等人一起筹集资金，同时暗中加紧编写新版教科书，并于1912年元旦，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租了3间房子，创办了“中华书局”。

  陆费逵，陆费为姓，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早年曾参加过“日知会”的一些革命活动，具有“教育救国”理念。1905年，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教育杂志》主编等职。中华书局创办后，陆费逵担任局长、总经理，并兼任编辑所所长等职务，前后共30年。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九龙寓所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5岁。

  中华书局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印刷所。到1912年秋冬之际，才在福州路办了个小印刷所，只安装了6台印刷机。翌年，中华书局总部搬到东大名路后，进一步扩充了编辑所和印刷所，各种印刷机已增至15台，但承印能力仍有限，编辑的图书、杂志大多数还得交由“文明书局”印刷厂等协助排印。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哈同路口（今南京西路铜仁路）租下40余亩地皮，建造总厂。总厂建有5幢楼房、4幢平房，除了一小部分楼房为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使用以及堆放书籍、纸张外，其余大部分都归印刷所使用。印刷所第一任所长俞复，江苏无锡人，清末举人，曾做过无锡县知事。静安寺路总厂落成之后，中华书局收购了杭县“聚珍仿宋印刷局（聚珍仿宋是一种铅字字体的名称，其字体古雅，享有专利）”。这时的中华书局已跃升为国内第二大书局，而其印刷所也初具规模，有各类印刷机百余台，其中包括全张橡皮机。

  1935年，静安寺路老厂租地合同到期，中华书局在澳门路477号建成规模更大的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随之搬入。新厂共有5幢4层大楼，其中3幢为印刷车间，1幢做仓库，1幢是办公楼。到抗战前夕，中华书局印刷所已有近千名职工，印刷门类除装订一环之外都已齐全。所里各类印刷机达300多台，主要印刷设备有：铅印轮转机、全张机、四开高速飞达机；彩印全张胶印机、铅皮机；凹印小电机100台、大电机1台；排印各种中外文，字体齐全。印刷所不仅能够印刷各类图书、杂志，还可承印国内外各项债券、证券、钞票、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印刷质量精良，彩印业务也已跃居全国第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为了保存民族资产，澳门路总厂挂出“美商永宁公司”牌子，并请美国人沃特生担任经理，原中华书局印刷所副所长沈鲁玉做其副手。印刷所基本业务仍以印刷中华书局的书籍为主，同时也承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小面值纸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澳门路印刷所也跟随美商永宁公司一道被日本鬼子查封，并被强行掠去大量机器、纸张、书籍等，其中仅卷筒纸一项就被夺走2000筒。不久，由伪“华中印刷公司”进行军管。1943年4月，几经交涉，中华书局终于从日寇手里要回了千疮百孔的永宁公司，改名为“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惨淡经营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通货膨胀，永宁厂几乎日夜加班印钞票，印钞业务占到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60%以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更名为“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20世纪50年代初，印刷厂和中华书局脱钩，归属上海出版局。1966年，改名为“上海中华印刷厂”。

  由于中华印刷厂的“上海师傅”技术顶呱呱，所以国家曾经有不少重要印刷品交由该厂制作。笔者曾经听复旦著名历史地理学教授邹逸麟聊天，谈到中华印刷厂。据邹教授讲：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晚年时为了便于他老人家阅读，印的开本都比较大，称为“大字本”。而大字本就是在澳门路中华印刷厂印制。该印刷厂虽然机器比北京印刷厂的老旧，但工人手艺高，所以承担了为毛泽东印制大字本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且最后印出来的书本非常漂亮。当然工人师傅待遇很不错，该厂校对的工资在公私合营前分成三等，120元、140元和160元，相当于大学一个副教授月薪。

  还有，由中华书局印刷所培养的孔绍惠，曾为新中国刻过50余张邮票；唐霖坤曾为新中国刻过约30张邮票，开国大典邮票的设计和刻版均由唐霖坤担当。1949年，当时上海唯一的国营彩印厂——上海市印刷一厂延聘原中华书局绘石课职工郑梅清为技术指导，为上海培训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制版专业人才。毛主席标准彩色像印版，即出自其高足郑子弘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