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铛”的铜锣声穿透汴京城的晨雾，戴红帽的“索唤”伙计肩挑食盒疾步如飞。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这种职业，正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配送员。他们腰间别着各家食肆的木牌，手中铜锣一响，深宅大院的朱门便次第打开。

  唐代长安的“送餐服务”已颇具规模。李白《少年行》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胡姬，不仅当垆卖酒，更提供“送酒上门”的服务。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文书显示，西州城内的酒肆常备“驰马送酒”的快骑，最远可送至三十里外的驿站。敦煌壁画第61窟的“酒肆图”中，可见小二捧着托盘走向驼队的场景，托盘上的执壶与点心，与今日外卖餐盒何其相似。

  宋代的外卖产业更成体系。《梦粱录》记载临安城有“逐时施行索唤”的专职送餐人，他们手持“响盏”穿街走巷，能准确报出“宋五嫂鱼羹”“王妈妈酪浆”等上百种菜名。1978年福建出土的南宋鎏金银食盒，分层设计精巧绝伦，上层盛热食的夹层中残留着炭灰痕迹，下层冰镇瓜果的铜匣内壁凝有水珠。这种“冷热双栖”的食盒，堪称古代版保温箱。

  明代文人笔下的外卖图景尤为风雅。张岱《陶庵梦忆》描写苏州虎丘的中秋夜，游人“携酒榼、茶铛、箫鼓”登高赏月，山下酒家便训练猕猴攀岩送餐。这些“猴小二”颈系竹篮，篮中置四色点心，送达后以爪讨赏，观者无不称奇。万历年间刊刻的《吴门画舫录》中，可见画舫主人用绳篮向岸上酒家“吊取酒肴”的场景，绳篮上系铜铃，铃声一响便是餐到。

  清代的外卖服务已渗透到市井各个角落。《扬州画舫录》记载盐商宅邸常备“传食飞骑”，这些骑手背负多层食盒，盒盖暗藏机关，纵马疾驰时汤水不洒。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南巡图》中，可见运河岸边茶寮向官船吊送食盒的细节，船工放下的绳钩精准钩住食盒铜环，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古籍中的外卖智慧令人叹服。宋代《事林广记》记载的“温盘”，由上下两重陶钵组成，下层注热水，上层盛菜肴，保温效果可持续两个时辰。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推荐的“提盒”，内设活动隔板，能同时携带六道菜品不串味。这些设计理念，与当代外卖包装的“防漏扣”“保温层”异曲同工。

  文人雅士对外卖的评价耐人寻味。苏轼被贬黄州时，在《猪肉颂》中记载“晨兴烹肉，馈遗邻里”的送餐经历，称此乃“人间至味”。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却批评外卖“失其本味”，专门列出“不食远方宿食”的戒条。这种争议，恰似今日关于外卖利弊的讨论。

  古籍中的外卖故事更显人情温度。《清稗类钞》记载康熙微服私访时，曾在苏州桥头向卖馄饨的老妪“索唤”，老妪误认其为落第书生，执意不肯收钱。这个被称作“康熙叫外卖”的故事，后来演变成评弹经典曲目《御馔记》。

  宋代《夷坚志》记载的“鬼送餐”奇闻，则折射出古人对外卖的复杂心态。故事说汴京书生夜读时常闻门外有“索唤”声，开门便见食盒悬空而立，内盛尚温的羹汤。这种亦真亦幻的记载，或许源于当时人们对“无人配送”的想象。

  从敦煌文书里的“送酒帖”，到《金瓶梅》中西门庆叫的“盒食”，这些穿越时空的“外卖订单”，记录着中国饮食文化的流动史。当我们在手机屏幕上轻点外卖时，可曾想到千年前的铜锣声，正隔着历史长河与之遥相呼应？那些古籍中记载的温盘、提盒、响盏，不正是今天保温袋、配送箱、接单铃的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