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高薪筹建“一大”纪念馆

  现在，坐落在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已成为人们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每每看到人流如潮，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我的脑海中便会想起一个名叫沈子丞的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近现代国画界享有盛名的沈子丞先生，他怎么会与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相联系？

  1904年10月出生于浙江嘉兴的沈子丞， 17岁那年考取了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业的巨头，文化人向往的地方。在中华书局的30多年里，沈子丞勤奋好学，自学成才。1934年，年仅30岁的沈子丞就担任了书局图画部的主任，月收入高达240大洋，这相当于北大著名教授的待遇，令当时众多卖画为业的海派画家羡慕不已。

  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了，沈子丞欢欣鼓舞。年底，他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积极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图例的绘制工作，并多次有幸聆听了陈毅市长的讲话，深受鼓舞，萌发出要为新中国作出新贡献的渴望。正在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

  获悉这一消息的沈子丞激动不已，他毅然放弃了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职位及高薪，通过朋友介绍，以全副精力投入了纪念馆的筹建工作。

  任务很光荣，但难度极大。当时只知道“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样大的一个法租界到哪里去找“一大”会址？“一大”是在秘密状况下召开的，有关文件和记载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连“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也一直众说纷纭。

  为了真实地恢复“一大”会址原状，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并建立纪念馆。沈子丞在沈之瑜、杨重光两人领导下，和同事们一起翻阅了大量资料，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馆址原来的住户。

  他们看到的材料记载“一大”会议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开的。但是从周佛海的一本《往事集》中却发现“一大”“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究竟哪里才是“一大”会址？为了找到博文女校，杨重光请沈子丞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看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过了几天，沈子丞告诉杨重光，当时上海的中小学都要7月13日才放暑假，7月1日还在上课，不可能在那里开会。沈子丞随同杨重光又去访问老居民，希望从老居民口中找到博文女校。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在白尔路（后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找到了博文女校。据查当年校长是黄兆（绍）兰。深入走访中，沈子丞打听到黄兆（绍）兰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在武汉工作，于是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她确认校址无误。

  但它是否是“一大”会址？1951年5月，他们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审核。照片经毛主席和董必武看后，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住的地方，开会的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

  方向明确后，沈子丞和同志们一起做了艰难繁复的调查，又千方百计找到了馆址原来的住户和一些当事人，沈子丞据此动手做出一套模型送中央审定，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后来这套模型被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

  沈子丞还为寻找“一大”革命文物到处奔走。有一份毛主席1925年11月21日亲笔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就是他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发现的。毛主席在表里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阐述得很清楚，时间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要早四个月。这份调查表现在成为“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一级文物。

  为建立“一大”会址纪念馆，沈子丞耗费了很多心血。此后，沈子丞兢兢业业，担任首任副馆长长达6年之久。

  能工能写，绘画艺术无不精妙

  其实，沈子丞在绘画方面是有很高的成就的。早在1929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沈子丞就有一幅《仕女图》参展，画面上是一名俊俏的少女手拈着红花，若有所思。那别致的构图、娴熟的画技、传神的姿态，诗情画意，使观众流连忘返。连著名革命家、画家何香凝也深深地被它吸引，她深情地说：“我站在《仕女图》前，有熟一锅饭顷。”前辈何香凝对沈子丞的作品极为赏识，特地撰文发表在《新闻报》上，点赞推介沈子丞。接着她请沈子丞复制了一幅《仕女图》，让她留作纪念。

  堪称绘画多面手的沈子丞，所作人物、山水、花卉、蔬果，能工能写，苍劲浑厚，无不精妙，其中人物画更是沈子丞最为给力的一个创作领域。1947年，上海出版的《美术年鉴》在介绍沈子丞时称：“擅人物画，以老莲笔意，取法新罗，古朴可爱，异于时流，偶作儿童小景，另饶风趣。”

  沈子丞之所以能将人物画画到这个份上，能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是与其家庭背景、刻苦勤学和丰富的阅历分不开的。童年时期，他父亲在嘉兴北门大街上开了一家书画店，沈子丞一有空就到店里临摹画画。读小学时，家藏丰富的图画老师对这位颇有绘画天赋的学生也很是喜欢，不仅细心指导他作画，还常常将他带到家里观赏自己的藏画。16岁时，沈子丞就曾拜老画师潘雅声学仕女画，仅工笔仕女一项上，他就持续不断地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临摹了大量的传统杰作。17岁那年，沈子丞考取了中华书局编辑图书部，纸醉金迷的上海滩能够吸引他的只有中华书局里万卷珍藏。他利用中华书局的丰富藏书，刻苦攻读并临摹古人名迹，吴道子《天王送子图》以及其他宋元名作的影本，他都逐一临摹。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使沈子丞在20岁前就在人物（包括工笔、写意）、山水、书法、诗词、古代画论等多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绘画作品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1930年，年仅22岁的他以画会友，经郑午昌介绍加入“蜜蜂画社”，与王一亭、马公愚、张大千等众多海上名家交往、办展。

  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南迁香港。沈子丞留守上海，尽观书局内藏书，研究历代画家与名人笔记，学识大进。次年，他进一步研究画论，潜心写作。历经5年，编著成《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世界书局出版）、《古代画家的故事》（儿童出版社出版）等多部著作。抗战胜利后，他加入由梁俊青、胡曼青发起组织的“东南书画社”，时常与社友马公愚、何白蕉、唐云、钱瘦铁、来楚生等研究书画艺术。

  及至60岁以后，他还临摹了唐寅《仕女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李公麟《维摩演教图》等工笔人物画。晚年的沈子丞书画艺术日臻完美，他的人物画创作不打底稿，随手画出，勾勒线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物造型不因袭前人，突破了传统人物的程式，仕女童叟憨态可掬,气息高古。他笔下的《童趣图》《晓妆图》等作品生活气息浓郁，造型准确，动感强烈，对人物面部表情及心理特征的描绘惟妙惟肖。

  由于种种原因，沈子丞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直至1980年他应中央文化部之邀，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进行创作，历时三个月。1983年，他积数十年绘画之经验，以《壶庐庵谈画琐记》为题，自选取18篇短文，刊登于《朵云》杂志。是年往返苏沪两地，作画较多。1985年先由上海中国画院举办“沈子丞书画观摩会”，展出作品30余件，后又由上海文史馆主办“沈子丞书画展览会”，展出作品90余件，同年又有“八老从艺六十五周年寿庆活动”，苏州市政协、市文联联合举办的“沈子丞画展”。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沈子丞书画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沈子丞仍精神矍铄，两度在弟子陪同下应邀赴新加坡举办画展，200幅作品被销售一空，至此，沈子丞作品重新开始受到藏家关注，声名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