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分，这个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名词，却承载着我们那一代人太多的集体记忆。它不仅是一种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更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缩影，记录着中国农村在计划经济时期独特的发展轨迹。

  在那个年代，工分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生产队实行的是“三等九级”的工分评定制度。头等劳动力是那些能挑能扛的全能手，二等主要是体力较好的妇女，三等则是老弱病残。每个等级又细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作为刚毕业回乡的青年，我被评为一等全劳力，每天记10分，这意味着我要承担最繁重的农活，也肩负着家庭主要收入的来源。

  工分记录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每天出工前，全队社员要在社场集合点名，记工员会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出勤情况。这些记录定期公布上墙，接受大家监督。为了防止舞弊，原始工分账由两人分别保管。这种透明公开的做法，体现了当时农村管理的严谨性。

  每月一次的评工会是生产队的重要活动。通常选在农闲或雨天举行，以免耽误农事。大家围坐在一起，先由每个人自评劳动表现，再由集体评议。由于都是乡里乡亲，这种评议往往流于形式，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程序，维系着农村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除了日常出工，还有一些特殊农活实行计件制。比如摘棉花按斤两记分，开排水沟按长度算工。更有些特殊工种可以加分，像夜间照看水稻催芽或护理母猪下崽，都会得到额外的工分奖励。这些灵活的记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学生时代的我，每逢假期都会参加生产队劳动。当时学生工分是6分，而我因为表现突出，破例得了6.5分。这多出来的半分引来了同龄人的闲言碎语，让我倍感压力。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这半分，我干活时总是格外卖力。一年下来，我能挣到几百分，换来几十元收入，基本够交学费了。

  年终决算是生产队最紧张的时刻。大队会计会来协助核算全年收支，决定公积金提留比例。经过层层审批，最终确定每个工分的现金价值，计算各户全年收入。这种分配制度虽然保证了基本公平，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

  作为大队书记，我亲历了这些分配过程中的艰难抉择。特别是对那些手艺人收入的核定，往往要耗费数个夜晚。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收入难以核实，我们只能通过交叉比对出勤记录等方式，尽量做到公平合理。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包含了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计工等多种形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制度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集体劳动模式，工分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