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人生转折始于一次偶然的观察。他在楚国上蔡担任小吏时，目睹粮仓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而厕所之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这一对比让他顿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毅然辞去官职，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后西入秦国。凭借《谏逐客书》力挽狂澜，助嬴政重用客卿，最终成为秦国丞相，位极人臣。其子娶公主，女嫁皇族，门庭若市时，他感叹“物禁大盛”，却已深陷权力漩涡。

  作为秦统一的核心推手，李斯贡献卓著：1.政治革新：力主郡县制取代分封，终结周朝诸侯割据；2.文化整合：统一文字为小篆，制定度量衡标准，奠定中华文明根基；3.战略布局：远交近攻瓦解六国，加速统一进程。此时的李斯，既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也是帝国机器的操盘手。司马迁评其“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却未料到盛极而衰的宿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李斯面临人生最大考验。赵高以“扶苏重用蒙恬，必夺相位”为胁，诱其合谋篡改遗诏。李斯虽痛斥“此非人臣所当议”，最终却为保全富贵屈服，酿成“沙丘之变”。这一选择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1.道德沦丧：背叛嬴政托付，背负篡位骂名；2.权力失控：赵高借机铲除异己，李斯渐成傀儡；3.信息隔绝：胡亥被赵高蒙蔽，李斯失去直接谏言渠道。

  随着秦二世暴政引发民变，李斯试图以“督责之术”强化集权，却反遭赵高构陷。公元前208年，他被诬谋反，腰斩于咸阳闹市，三族尽灭。临刑前，他对儿子发出 “欲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哀叹，成为千古绝唱。司马迁在《史记》中评其“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道尽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李斯的一生印证了深刻的辩证法则：1. 环境决定论的双刃剑：粮仓之鼠的生存智慧助其崛起，却也使其沉迷权位，丧失初心；2. 法家逻辑的致命缺陷：过度依赖制度控制，忽视人性复杂，终被反噬；3. 权力真空的必然崩溃：当个人权谋凌驾于国家利益，帝国根基随之动摇。

  从“仓中鼠”到“厕中鼠”的轮回，李斯的故事警示后人：真正的成功不在于环境的选择，而在于超越环境对人性的束缚。正如苏轼所言：“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卒以亡秦”，权力若失去道德约束，终将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