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记忆力超强，青年时就立下“矫世变俗”之志。21岁进士及第，任地方官时下察民情，37岁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未被采纳。宋神宗赵顼即位，赏识王安石才干，49岁拜相。赵顼支持王安石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加强中央集权，通过青苗法、免役法造福一方。这一系列变法措施全面推行后，遭到富弼、文彦博、韩琦、吕公著、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朝廷中坚力量的反对，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坦承：新法过于激进，存在侵官、扰民和与民争利，因破坏行政平衡，将引起社会动荡，并对新法执行过程表示担忧。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嘉祐四友”，两位都是清廉不贪的君子，但“拗相公”对“司马牛”，各不买账。司马光见劝不醒王安石，干脆辞职，回老家撰写《资治通鉴》。

  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起先观望，他到地方上一调查，才知“青苗法”虽好，但地方官执行时比放高利贷还苛刻。“青苗法”获益者不是广大农民，而是与当地官吏关系好的富户，执行者则从中渔利。

  由于朝中名臣都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王安石面临棘手局面。他急于推行新法，急需招纳支持者，于是一批拥护新法者乘机投靠他。第一位是高唱“只知介甫（王安石）之可师”的吕惠卿，此人干练，王安石变法中“事无大小，必与惠卿谋之”，后充当“熙宁变法”二号人物。四年后，王安石被罢相，吕惠卿翻脸无情，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宋神宗阅览，进行挑拨离间。王安石复相，仍起用吕惠卿，吕制定五等丁产簿，规定百姓必须自报家财，对民间告发者有赏。宋神宗见其心术不正，暗中告知王安石，王不信。宋神宗把吕惠卿呈王安石私信的事告之。王安石大为惊愕，他深悔起用小人。

  对王安石百般吹捧的邓绾，先任集贤院校理，后升翰林学士，他组成一个专门搜集黑材料的班子，专整反新法者。王安石罢相，他摇身一变为吕惠卿心腹。王安石复相后，邓又上奏提议王安石之子与女婿升迁，王安石始知其人见风使舵，以吹拍钻营为能事。

  王安石重用的李定，此人“少学于王安石”，因口才了得，任御史中丞。他亲自参与“乌台诗案”，严刑逼供苏轼，此案还涉及对张方平、司马光、范镇、曾巩、黄庭坚等人重罚。李定因手段狠毒，后来一贬再贬，以“不孝”之名彰世。“文理兼通”的沈括，因嫉妒苏轼，表面上对其谦恭，暗中骗得苏轼诗稿，向上告密，制造北宋第一桩“文字狱”。王安石对沈括有知遇之恩，沈括入崇文院，由王安石推荐。王安石一罢相，沈括一变为“新法”反对者，他死后，无人为其写墓志铭。

  章惇由王安石一手提拔重用，升任参知政事，后为新法得力干将。他在宋哲宗时为相，将“元祐党人”分类排名，提议打开司马光等名臣棺木，掘墓鞭尸，宋哲宗没同意。章惇最为恶劣的是，提携蔡京等一批奸佞为高官。王安石起用的还有曾布、蔡确，《宋史·奸臣传》列21人，其中三分之一为王安石重用。王安石罢相后隐居金陵，他提拔的小人一一与其划清界限，第一个看望他的是苏轼，两人相视一笑，冰释前嫌。王安石死后，有“君子之交”的司马光为王安石写了一篇悼文。

  王安石脾气很倔，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朝中正直的大臣辞职的辞职，反对的依旧反对。王安石不得已起用新法支持者，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一些品行不端者得以重用。小人本就为利而来，反复无常，王安石一罢相，便露出本来面目。王安石终于明白：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毛泽东主席评王安石：“脱离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