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我带着一百多斤全国粮票，乘绿皮火车辗转二十多个小时，从湘入沪，去嫁我心爱的人。

  地质系统里，改革风潮正劲。地质矿产部一声令下，功勋赫赫的468地质队便率先闯荡市场。上海分公司初创，急需精兵强将，我那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男友，遂以技术骨干身份调往申城，承担起高架与大厦的基础工程。婚期既定，他却无暇返乡，这婚礼，便只得由我一人奔赴上海了。

  粮票成了我最实在的嫁妆。

  出发前，我去总务科签字，领了我俩两个月的定额粮票。他是技术类工作，定量42斤；我坐办公室，也有30多斤。总计100多斤的全国粮票，厚厚一叠。会计老黄特意换了新票，笑说：“上海人精细，新票子看着喜气。”

  5斤、3斤、1斤的面额交错着，花花绿绿，俨然是那时节最踏实的彩锦。我将它们用橡皮筋扎了一道又一道，装入牛皮纸信封，藏于行囊最深处。它们窸窣微响，像在低语。

  车厢哐当，昼夜兼程。我护着那捆粮票，如同护着一巢温暖的梦。彼时神州大地，粮票仍是“硬通货”，是吃饱肚子的依靠，也是过日子的底气。全国粮票尤其珍贵，通吃四方，比限于一省一市的票证更被人看重。

  下午三点，上海站钟声敲响。人潮中我一眼看见他——白衬衫领口略微起毛，登山鞋沾着泥浆，唯有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接过行李，指尖轻碰，我们会心一笑，仿佛有花在心底悄然绽放。

  单位领导体贴，早在上海县七一公社新龙大队一沈姓农户家里，为我们租下一间屋子作新房。白墙黑瓦的厢房门上已贴上囍字，八仙桌上放着热水瓶和搪瓷杯，热水瓶中的热水还是刚烧开的。

  刚进入屋子，我就探身从行囊深处，把颠簸了一路的全国粮票交给了他。5市斤的紫褐，3市斤的国防绿，1市斤的中国红，这一张张彩色票据，仿佛是我们垒起新生活的第一块基石。灯下数票，两人相拥而笑，那一刻的庄重，远胜日后清点礼金时的欣喜。

  “这可真是及时雨，”他笑道，“上海滩上，全国粮票最是吃香。”

  这话不假，普通市民如若不是地方粮票“脱底”，是绝不会动用它的。就算你用全国粮票去商店购买食品，店家都舍不得找零全国粮票。这方寸纸片，划分地域，也连通城乡，成了实实在在的“硬通货”。

  在这临时新房里，我们用全国粮票换来的米，煮出第一餐饭。饭香混着江南湿气，别有一番滋味。

  几个月后，我也正式调来上海，与先生并肩工作。粮票仍按月发放，但我们清楚，外面的世界正飞速改变——物资渐丰，市场渐活，那种斤斤两两划片限供的日子，正在慢慢逝去。

  市场上悄然出现不要粮票的议价米。我们跟上海很多人家一样，手头的粮票除了对付一日三餐，还将多余的粮票兑换其他实用的东西：玻璃丝袜、鸡蛋、锅碗瓢盆……时代变迁岁月更迭，而我们在这方寸纸片的流通过程中，触摸到了未来经济最初的脉搏。

  后来，我们通过人才引进落户上海。粮票制度终成往事，淡出了历史舞台。偶尔整理旧物，见到那泛黄脆硬的纸片，竟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