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观烈（1920—2000），广东潮阳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学系，194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留学，师从熊彼得、汉森、列昂惕夫、哈勃勒等名家，194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8年，他被复旦大学聘为教授，讲授货币理论、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工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学、西方国家货币与金融研究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是全国唯一没有专著的博导，学问都在备课笔记中，都在授课中。上世纪50年代，他在校内第一个开出工业经济学课程；70年代，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

  历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以及诸多社会职务的陈先生，在教学上的许多故事也广为流传。

  《货币银行学》是陈观烈开创的新课程，自己编写讲义，见解独到超前，还首创了“金融霸权”概念。他的书房挂有王遽常墨宝“淡泊明志”，实为心迹写照，被学生誉为“薪火相传，济世师亦百代师”。所教学生多才俊，包括吴敬琏这样的学生。

  陈观烈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研究和备课上。每一堂课都重写讲稿，通过比较选择例子，教学效果特佳。陈先生讲课不看稿。无论讲哪门课，都被公认为讲得最好。笔者作为学生曾向他讨教授课秘诀。他回答说，把要讲授的内容统统写下来，包括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计算公式及答案数据。然后反复看，熟记于心，到课堂上就会显得充满自信，挥洒自如，不用看讲稿，学生都会听得入神，往往抱怨下课铃声打得太早。显然，陈先生授课的秘密藏在备课中。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中，一个学生答辩完后，陈先生当即指出：“这篇文章似曾相识。”那位答辩学生顿时脸色都变了！原来，这篇文章是刊登在美国一家不出名的刊物上。陈先生“似曾相识”的揭示，在学生中产生轰动效应：国外一本普通刊物上的文章，也被陈先生关注到了，谁还敢懈怠！从此谁也不敢偷懒找“捷径”，这里没有“小路”可抄！紧接着他在经济学院首推末位淘汰制。陈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时，发现学生中有偷懒行为，便向学校提出推行末位淘汰制，让学生意识到读书也有危机感，学习气氛很快得到扭转。足够的压力换取了读书的动力，陈先生似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一次，他应武汉大学邀请，为研究生主持论文答辩。陈先生对答辩论文的口头评论要求严格，在给予肯定的同时，明确指出不足之处，不留情面；但是书写评语多见溢美之词，不惜笔墨，很是大气。答辩者因此如获至宝，称赞“这样的评语就是经典”，出版论文时纷纷把评语作为附录，助推升值，更显陈先生品格高尚。

  70年代初，陈先生下到工厂接受“再教育”。在工厂里，他给工人讲美国的股票、市场等经济常识，工人师傅们很欢迎、很爱听。可以想见，多年后当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批工人在应用这些先期学到的知识时，会多么感谢这位先行者。

  改革开放年代，陈先生拥有多个桂冠，到府上谈工作求学问的人自然不少。陈先生除了热情接待来客，还要抓紧时间精心治学。两难之下，在大门上贴了一副秀丽小楷行书对联：“长话短说，要事简办；少说闲话，多读好书。”“长—短，要—简，少—闲，多—好”，四组对比充满辩证法，是对访客的提示，足见经济学家是讲究效率的，为的是做好学问，把每一堂课讲得精益求精。这副“谢客对联”让不少拜访者怯步，陈先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备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