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未，上海城隍秦裕伯的族裔。1901年7月2日出生于今闵行区浦江镇的一户儒医世家。耳濡目染，秦伯未自幼爱上医学和文学。1918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名医丁甘仁门下学习岐黄妙术，并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毕业。从此，先生走上了从医之路。

  创办 “新中医社”等社团

  20世纪前半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中医被视为迷信落后不科学的旧文化。官方和社会上多次出现废止取缔中医的政策行动。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与废止派进行了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抗争。在抗争中，秦伯未的智慧方法和执着精神受到了人们的称道。

  为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对中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秦伯未先后创办了“新中医社”“中医指导社”“中医书局”等社团；校订整理出版“中医指导丛书”；编辑发行《中医世界》《中医疗养专刊》等杂志，不遗余力地和中医团体、同仁一起宣传中医的作用、优势、前途以及中医改革的意义、方向、成绩，从而掀起了一场中医文化运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当然，更现实的是要用优质的疗效来与废止派进行抗衡。为此，秦伯未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中医医院，名为中医疗养院，还在上海南市设两所中医诊所，同时到多家中药堂坐堂，为百姓开方治病。所有这些，都让人看到中医治病的实际功效，为维护中医的名誉和价值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事情还在朝坏的方向发展。1929年初，在日本喝过西医墨水的余云岫以中医理论空洞玄虚，诊断无可靠依据，治法无一定标准，“有碍保障人民健康”为借口，抛出一项提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中医。当局也接受提案，准备向中医开刀。上海中医界闻讯后，极为震惊，立即通电全国，发表宣言，于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中药代表会议。在这场有关中医存与废的生死斗争中，秦伯未始终站在第一线，他四处奔走疾呼“抢救祖国遗产”！缘于秦伯未多年来为捍卫中医所作的努力和成绩，大会推选他为赴南京请愿团五人代表之一，时年仅28岁。在南京，他与其他代表一起与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迫使国民政府不敢横行，收回成命，撤销决议。斗争，使中医界空前团结；胜利，使中医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1929年3月17日作为“国医节”永远载入了史册。有中医人士说，秦伯未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存废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有人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竭力以西医为宗；有人把中医说成无一瑕疵，竭力袒护中医固弊；也有人把中西医混为一谈；更有甚者，叫嚣取消中医。所有这些，把中医推到了危崖陡岸。

  中医何去何从令国人纠结。

  在危机中，秦伯未沉着应对。他指出，国医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一样悠长，它的存在必有道理，但它不是完美无缺的；西医能存在到今天，也必有其道理，但它也有不足之处。中医要生存发展唯有“改革”，即建立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医。

  改革需要勇气、智慧和行动。为此，秦伯未用一生的心血就中西医的理论和临床进行了仔细的比对，长期的研磨，最终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的新中医理论。

  他认为，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尽管在诊断上有接近的地方，但治法仍不相同。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必须根据中医的理法进行辨证，重新制订出中医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西医的诊断可供参考。在中医辨证时，既要重视西医的诊断，又要避免先入为主，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治法。中医要借鉴西医重具体、讲实证的长处，以之发扬光大中医。西医要借鉴中医重整体、讲联系的特点，以求不断进步。总之，中西医应当相互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医学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凡事必须慎之又慎。新中医理论提出后，秦伯未又在临床上进行了扩展性的论证。实践证明，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疗效比单用中医或单用西医的疗法更好。比如对溃疡病、神经衰弱、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脊髓痨、一氧化碳中毒等病的治疗。

  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宝贵财富。它展现了中医的科学性，增强了中医的魅力。对医界人士起到了鼓舞作用，对学术起到了指引作用。

  新中医的创立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击溃中医废止派的一个里程碑。

  站在临床第一线

  秦伯未认为，临床最能体现中医救死扶伤的价值，抓好临床，中医废止派的妄言就会不攻自破。所以，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临床第一线，从未中断过。

  1949年前，他在上海开医院、设诊所，坐堂或出诊，认认真真以高超的医术为病家治病疗伤，被人称为“秦内经”，为上海中医三杰之一。

  上世纪50年代调任卫生部担任顾问后，他坚决不当“官老爷”，主动从卫生部宿舍搬出，举家迁到东直门医院。在医院工作期间，他在带教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的临床工作。又是高干门诊，又是普通门诊，又要查病房，又要外出会诊，天天不离临床。1960年，他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及皮肤性病研究所合作，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白血病及脊髓痨等疑难病症获得良效。还应邀到各地会诊、讲学及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曾应邀赴苏联、蒙古给两国上层人士会诊看病。在京工作仅十余年时间，他就以精湛的医技赢得了京城中医八大家之一的名号。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回忆真切地记录了秦伯未的大家医技和风范——我因长期伏案工作，有一天突然晕倒在椅子上，经过很长时间才醒过来。之后，又不断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不能拿笔写东西。因此有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秦老。秦老望闻问切之后，对我说：“你的病我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能治好，你先服六帖罢。”我知道这是秦老的谦虚，就遵嘱服了六帖。六服后我又去求治。秦老问我服后有什么感觉，我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又问：“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我说没什么不舒服。他就说：“这就好，说明我的药是对路的。治病如理乱丝，一定要找出头绪来，因为你的病情复杂，必须抓住病的主导方面，然后层层抽剥，才能逐步痊愈。只是你病根较深，六帖药的药力远远不够，必须继续进攻。”他将原方略作改动，叫我再服六帖，这样我连续服了72帖。到最后一次去看秦老时，秦老切脉后，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感到身上的病好像没有了，不仅仅是没有头晕，我说是否可以不服药了？秦老笑笑说：“我也是这样想，你已没有病了，也就不必服药了。”

  经过这个治病过程，冯其庸先生动情地说：我对秦老真是既感且佩，我真正感到中医是有很多医道的，是祖国的一项宝贵遗产。我们祖祖辈辈能够繁衍生息传下来，完全是靠中医。我们要认识中医的科学性和临床经验的宝贵，千万不能数典忘祖。

  由于秦伯未在捍卫、继承、发扬中医学事业上成就突出，1949年后，秦伯未先后任卫生部顾问、中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药典编委委员、全国中医院校教材总编审、北京中医学院教授，他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