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2日，上海南京东路120号慈安里大楼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枪击案，遭受枪击的是中共党员、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

  茅丽瑛6岁丧父后，随母亲从杭州来到上海，投靠在启秀女校（今向明初级中学）任教务长的亲戚陈招悦。茅丽瑛8岁时入学该校，直至高中毕业。她对同窗好友蒋学杰说：国家内忧外患，我将学习法律，为乱世寻一剂“治世良方”。她如愿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专业，遗憾的是只读了一年就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共地下党发起成立“江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已入职江海关的茅丽瑛担任慰劳组负责人，带领慰劳组冒着酷暑，到红十字医院、太和医院、小沙渡培成女校等慰问伤兵和难民。

  三个月后，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沦为“孤岛”，“战时服务团”结束公开活动，随即成立了去华南宣传抗日的“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茅丽瑛母亲不赞同她辞职离开上海。11月26日，江海关举行大会，欢送第二天就要出发的“长征团”。茅丽瑛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所打动，当晚再次请求母亲理解。这一次，母亲没有阻拦。11月27日，码头上人声鼎沸，茅丽瑛拿着行李匆匆赶来，同事们很诧异。“我爱我的母亲，我也爱我的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呢！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现在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说着，泪水从她眼眶流出。去码头欢送的同事朱人秀将这番话记录下来，发表在她牺牲后的悼念文章里而流传至今。

  “长征团”到达广州不久，茅丽瑛正准备跟随部分团员去往延安，却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此时，正在广州任《救亡日报》总编的夏衍，鼓励她回上海后寻找共产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地下党员、剧作家于伶介绍给她。

  1938年初，回到上海不久的茅丽瑛与江苏省委职委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她与董琼南、蒋学杰等一起筹备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以下简称“职妇”）。5月，“职妇”宣告成立，茅丽瑛当选主席。

  “职妇” 成立后创办了《职妇》杂志，创刊号扉页上载有茅丽瑛的手迹：“我们要有热的血，冷的头脑，积极的精神，战斗的意志。我们要随时地反省，不断地努力克服弱点，那么在未来的新中国里，才配得上称做新的女性。”

  “职妇”会所位于南京东路120号慈安里大楼3楼，经过宣传发动，五百余名来自银行、邮电、医院、学校等行业的职业女性先后成为“职妇”会员。茅丽瑛巧妙地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将抗日救亡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相继开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文秘班等。“职妇”还组建了 “职妇剧团”，茅丽瑛通过于伶邀请到顾也鲁等文艺界名人开讲座、辅导排练，并与其他剧团联合演出《阿 Q 正传》等。这些话剧为凝聚人心、激发人们抗日爱国热情起到积极作用。

  1939年，新四军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职妇”党支部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决定在全市发动慈善“义卖”活动，为新四军募集寒衣，同时也为难民募集救济金。7月间，“孤岛”内到处张贴着醒目的“义卖”海报，“职妇”会员走街串巷向社会广泛募集物品。上海广大市民热烈响应，掀起了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的热潮。这时，茅丽瑛收到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她淡定地说：“除了工作，我生命中没有可留恋的东西！”

  7月14日，市民从报纸、电台闻知义卖消息后，从四面八方涌入“职妇”会所。茅丽瑛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希望沪上的公司、商店能本着爱人即爱己、救难即救国之心，踊跃参与、举办义卖。”话音刚落，两个男子冲了进来，粗暴地撕下标语，将物品摔在地上，然后逃离现场；几个会员紧追其后，抓获了这两个暴徒，并扭送至工部局巡捕房。不一会儿，茅丽瑛到庭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行径，暴徒只得招供是奉“76号”特工总部之命前来捣乱。

  12月12日晚，茅丽瑛在“职妇”开会讨论音乐义卖会筹备工作。会议结束后下至楼梯转角，被潜伏在楼道里的两个特务连开三枪，她倒在了血泊中。第二天，上海《申报》等媒体都刊登了茅丽瑛遭枪击的事件。

  茅丽瑛伤势严重，她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别为我悲伤，我死而无憾，你们要继续努力！”12月15日，29岁的茅丽瑛永远闭上了眼睛。

  1949年12月12日，上海隆重举行茅丽瑛烈士牺牲10周年纪念大会，陈毅市长亲笔题写挽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50年，暗杀茅丽瑛烈士的两个凶手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