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满怀抗日救国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涌入延安，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延安成为“一个时代的舞台”和“中国的希望”。

  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在重庆感受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奢侈之风后赴延安考察，所见所闻令爱国华侨十分惊奇。当年7月17日，陈嘉庚返抵重庆并于7月25日晚发表《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谈到延安，陈嘉庚激动地说：“离开重庆前听到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陈嘉庚这篇演讲很快在重庆传开，使“国统区”广大民众感受到来自延安的新鲜气息。返回南洋，陈嘉庚在新加坡欢迎大会上，介绍归国所见所闻、陈述延安与重庆存在天壤之别后，激动地喊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8年1月专程访问延安的梁漱溟先生由悲观到乐观的转变，除了跟毛主席有过亲切交谈，也在于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1938年11月，诗人何其芳记录了知识分子如潮般涌入延安的“移动文化景观”：“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从各方面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针对当时“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等问题，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当年12月，毛泽东专门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感召之下，1938年至1939年就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障碍投奔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保障知识分子生活待遇，按“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原则，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他们的生活，使6万多“公家人”能够享受各种待遇，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

  1944年6月，经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及晋察冀等根据地，他们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美国军事观察组主要成员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考察报告。他在1944年7月28日第一次发回的报告中称：“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与重庆另一世界。”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在观察组报告的基础上于1944年11月7日发回的第一份报告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属于人民的。”

  特别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和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中国军队》《中国的双星》两书出版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全面改变了对延安的认识和看法。上世纪40年代初，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记者、作家及使馆人员纷纷赶赴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采访、考察，源源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客观传播延安的新鲜空气：虽然缺乏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供应，但士气高昂、领导有方、战斗力强，沉重打击了日军，是一支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的军事力量。同时，男女平等，社会民主，虽没奢谈所谓“新生活运动”，但延安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五无”（无妓女、无乞丐、无吸食鸦片者、无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沉重的税收）的地方。

  经过诸多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学者、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真实宣传，延安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大，迅速成为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心中的圣地和希望。时任晋察冀军工部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张方回忆，他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云千方百计找到八路军，最后到达根据地后竟兴奋得夜不能寐。这确是当初投奔延安所有人士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