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中国佛教会（1929年4月成立于上海）会长圆瑛法师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伟大斗争的洪流；这位爱国高僧的一再呼吁、身体力行，在佛教界产生强烈反响，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僧侣和信众参加救亡工作。在淞沪会战中，《申报》曾赞誉僧侣救护队“勇敢服务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都是抱着一颗强烈的救国救人的心”

  1931“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又发表《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呼吁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他还写下著名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抵御侵略出力，并成立灾区救护团，亲自兼任团长。

  1937年8月初，在圆瑛法师等的支持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主任许世英、副主任屈映光、常务委员赵朴初（驻会办公）等商议决定，“慈联会”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有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各股），陆续办起50余个收容所，收容难民50余万人次；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设于上海）派出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收容所开展政治教育，并先后选送一大批青年参加新四军赴前线抗敌。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设立不久，就筹建僧侣救护队，由京（南京）、沪地区各寺院派出青年僧徒百余人，至上海玉佛寺报到。查阅《僧侣抗战工作史》（中西印刷公司1947年1月再版本），其中记述：“1937年8月13日沪战爆发，佛教僧徒首先动员的，要算在上海慈联会领导下的那一群佛教壮士——僧侣救护队。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总队长是慈联会主席屈映光先生，副总队长是宏明法师。内部组织，分三大队，分队长和队副、队员全是僧侣；分队以上，设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慈联会函聘，“大家都是抱着一颗强烈的救国救人的心念而来，为了要表现中国佛教僧徒在战时的精神，虽然待遇有限，却也不在乎这个”“所以他们能够体念到我们政府所处的困难环境，及他们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和责任”。

  在僧侣救护队队员中，有三分之二是知识分子，并以各地佛学院培养的优秀人才居多数。

  “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侵略者，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开始。

  在上海法藏寺进行短暂训练后，僧侣救护队迅速奔赴战场。僧侣救护队出发之前，圆瑛法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每一名队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

  9月5日，《申报》报道：“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所组织之僧侣救护队，每日出发前线，努力做救护工作，颇着成效。自战事重心移至罗店、宝山一带之后，该队不避艰辛，仍冒险前进而达到最前线……该队自出发以来，已救护受伤官佐二十七名，士兵三百九十四名，受伤难民四十八名，难妇二十名，小孩八名。”

  9月12日，《申报》报道：“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直辖之僧侣救护队，连日出发最前线从事救护工作，奋不顾身，颇得各界好评。兹悉该队又由前线救回受伤官兵八十余人，已送愚园路六号该会所办之救护医院（注即伤兵医院）妥为治疗。”

  11月2日，《申报》报道：“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主办之僧侣救护队，自成立以来，在总队长屈文六（即屈映光）、副总队长宏明法师领导之下，每日出发前线救护，虽在强烈炮火之下，该队仍不避艰辛，仍冒险到最前线救护我忠勇之伤兵，其勇敢服务精神，深得前方各师旅及社会人士之赞扬。”

  僧侣救护队不辞艰辛，冒险出入吴淞、大场、刘行一带战区，在前线抢救为国流血的伤员，救护被日机炸伤的同胞；在硝烟中，他们有的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被日军炮弹炸成终身残疾，却无怨无悔，所以深得社会各界称赞。

  “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

  为了配合僧侣救护队的工作，中国佛教会在上海赫德路觉园(今常德路418号)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三千余人，并供给饮食、医药。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曾亲自把百余名要求抗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往前线军中。

  淞沪会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救护三百余名伤员，各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收容，上海佛教界仅用两天就创办了佛教医院，使负伤官兵得到及时治疗；在佛教医院，还曾举办大规模的“超度阵亡壮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的英灵。1938年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报告书》提及：在淞沪会战期间，僧侣救护队共救治伤员和难民八千二百七十三人。

  据乐观的《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说：“沪战三个月中，这一群菩萨僧，活跃在东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造成惊人成绩”；“过去，我们佛教僧徒多是关在庙门里静修，少作社会活动，一向不大受人重视，这回在国难中，由于我们能实践菩萨行，积极发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人精神，也改变了社会人士对我佛教的观感，大家对我佛教僧徒，多生起敬重之心”；“社会人士都是纷纷自动热烈捐助，并且连运载伤患的大汽车和小汽车，也有人捐献，其他食物药品，简直成堆，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的酬劳，也是佛教的荣誉”。事实亦如此，当年上海的一些报纸曾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僧侣救护队转移到武汉，后来又前往重庆。圆瑛法师曾遭日军逮捕，虽遭受百般折磨，但毫不屈服；他在脱离魔掌后，仍然不改初衷，继续为抗敌和救灾奔忙。

  这些感人事迹足以证明：在抵御外敌的艰难时日里，佛教团体和佛教徒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血与火的洗礼，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