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茹志鹃当年受到茅盾先生高度赞评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女儿王安忆改编为芭蕾舞剧本《百合花》，此剧经编导王舸精心排演，本月中旬首演于上海大剧院。这项以王家母女情深为底蕴的艺术硕果，钩沉起几十年前茹志鹃热心为女儿的处女作投稿的往事，

  记得是197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延安西路1538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文稿，骤然接到传达室来电，说有位中年女性找我。待我到了楼下，万万没想到的是，来客竟是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同志。她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彼此问候，非常高兴。

  我和茹志鹃原本是上海作家协会的老同事、老朋友。因为我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茹志鹃是专业作家，不用天天上班，有事才来单位，彼此仅为点头之交，未有工作上的直接交往。之后“文革”到来，在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尽管处境特殊，她与我倒有一次别开生面的直接交谈。因是首次，处境又非寻常，至今难忘。

  茹志鹃在干校的资格比我老。1968年秋，上海作协全体人员去松江辰山地区从事三秋劳动，直至年底。其间，茹志鹃参加“尖刀班”，与几个男同事一起提前离开，前往奉贤塘外海滩，突击完成重大任务：限时建造文化“五七”干校，诸如整地、筑路和造房，等等。茹志鹃这位灵魂工程师转身变为“五七”干校建筑师。她当年从事体力劳动之艰苦，是我等留在辰山从事田间劳动所难以相比的。

  我在“五七”干校身份特殊，因曾对某“文革干将”有过不恭之词的“污点”而被划为“异类”，所以，很多人跟我划清界限，唯恐避之不及。我清楚记得，一天中午，我在干校食堂用餐后走回住处的路上，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姓名，回头一看，原来是茹志鹃，她边招手边朝我快步走来。当时我十分担心有人再找我“麻烦”，但茹志鹃与我个案毫不相干，我便放心了。我问她有什么事，她的回答太叫我感到意外了。“今天上午，我又看到你挑担粪桶去菜地施肥的那副姿态，上身扭动，扁担在你肩上会跳动，两端的粪桶也会上下浮动。你挑担不吃力，劳动时那副快乐的样子，看着真有趣。”我顿时轻松起来，如实相告：“我农村出身，田间劳作如家常便饭，现在来干校劳动，是重操旧业。”茹志鹃听罢大悟，当面夸我“无愧是农家子弟”。我也赞道：“作家的眼睛特别敏锐，擅长从细处察看，与众不同。”

  或许，没有当时在干校那次颇有趣味的交谈，茹志鹃不可能时隔多年后亲自登门找我。这是往日情谊的延续。我直接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回我，“当然有事，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但她又不急于直说，便把我拉出大门，轻声细语地询问，我的所谓“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颇为关切。当茹志鹃知道我的“政治错误”得到平反后，就再三鼓励我说：正式分配新工作岗位，估计问题不大，尽可放心。

  没有想到，茹志鹃那次来访，竟然先把我的“事”谈完后才端出她要我办的正事、要事。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沓文稿说：“我的女儿（指王安忆）还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写了一篇稿子，我看还可以，你看看能否发表。”我当然乐于接受。临别时她又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的住址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怀着好奇之心，打开文稿先睹为快。《雷锋叔叔回来了》的篇名就有着儿童文学的味道。文章描述她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故事新颖、人物鲜活、文字流畅。茹志鹃称之为“还可以”只是谦虚之词。这篇佳作出自知青之手着实很不容易。我如同担着一种责任，下楼把文稿送交《少年文艺》编辑部的小说编辑沈碧娟同志（近悉已故）。当然也告知她，这是茹志鹃同志亲自送来的。她的回话也很干脆：马上审读，请放心。

  不出所料，进展顺利。约一个月以后，《少年文艺》新的一期出炉了，上面就刊有王安忆的这篇处女作。就在当天，我提早下班，骑着自行车来到茹志鹃住处，把两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刊物送到她的手中。

  茹志鹃与我的情谊也由此延续且加深。后来我在文学报工作的十多年中，也成为茹志鹃家中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