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需要选用一大批贤臣精英。选人前提是知人、察人，选贤弃邪。所谓邪臣是所有坏官恶吏的总称，“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陆贾《新语·辅政》）”。奸诈谋私，表里不一，祸国殃民，是邪臣的本质和共同点。人心难测，辨别邪人并非易事，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机制，需要一定的智慧。
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官至二品，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鼻祖，就如何辨邪臣提出了独特见解。他认为构成邪臣群体的成员各自具有异性，即不同行为特点。由此根据各邪臣之异，可将邪臣分为六类：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
所谓具臣，即“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说苑·臣术》）”（以下引文均同）。诸如，赵高，秦始皇在位时，他见嬴政强，表面忠心耿耿，其实身怀野心，左右观望，超前做好了谋权的准备，秦皇一死，就发动沙丘政变，和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迫秦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自任郎中令，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致秦迅速灭亡。
所谓谀臣，即“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诸如，明宦官刘瑾，原是太子朱厚照的贴身宦官，狡狠野心大，诱导朱厚照逸乐成性。朱厚照即位为武宗，刘因得宠而被任司礼太监仍继续诱导武宗不务正业，沉迷于酒醉灯红，致武宗只顾玩乐而将政事交他，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大权在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结党营私，残害忠良，乱政作恶，贿赂公行。刘所贪相当于当时明60年的财政收入。刘罪行败露后，被凌迟处死。
所谓奸臣，即“中实颇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诸如，秦桧，外谨内险，混淆是非，妒贤嫉能。他以假言反对降金而获高宗信任，上位宰相；钦宗被金抓后，他摸透高宗怕钦宗回而失帝位的心思后，立马力主议和。于是，君桧蛇鼠一窝，任意罗织罪名，数兴大狱，诬告杀害抗金官员；当岳飞大破金兵，有望直捣黄龙，收拾旧河山时，秦桧下令退兵，收回岳飞兵权，杀害岳飞，最后与金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所谓谗臣，即“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诸如，伯嚭（？—前473年），春秋后期吴国大夫，吴王夫差时任太宰。伯嚭为人，好大喜功，言辞反复，变幻莫测，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完全丧失了其祖辈的优良品质，使吴国在吴越争雄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
所谓贼臣，即“专权擅势，持招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诸如，李林甫（683年－753年），唐朝宗室、宰相。他起家于千牛直长，平步青云，官至宰相。他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后期大权独揽，蔽塞言路，排斥贤才，致朝纲紊乱，重用胡将，最终引发安史之乱。他被认为是使唐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
所谓亡国之臣，即“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如，三国蜀汉时的黄皓。他谄蜀汉后主刘禅以邪，使刘禅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捉鬼弄神，设计陷害姜维，令刘禅错判形势而降，令舍命阻敌于剑阁关的姜维放下武器，蜀汉亡。
历史证明，正臣兴国，邪臣乱国。君明聚正臣，则国兴；君昏多邪臣，则国衰。刘向辨六邪之道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