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八仙桥邮局门口总有一位花甲男人，身旁的方凳上竖着“代写书信”字牌，凳面上摊放着空白的信笺信封。那时候，在上海滩“讨生活”的外地人不少，拉车的、扫街的、帮佣的、摆摊的，他们识字不多，若要给老家报个平安，只能有劳于邮局门口的代写小摊：代写一封，收费一毛。无人问津时，他闲坐邮局门口，望望野眼、哼哼绍剧，倒也有几分自在，那时候全无“城管”干涉。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前、腊八节后，代写家书的生意忙碌起来，外出打工者写信、汇款时总爱“报喜不报忧”，关照务必写上“大小安康”“全家都好”之类套话，免得老家长辈牵肠挂肚。写满一页信笺，代笔者便会从头到底复述一遍，询问对方：“有没有遗漏？”字迹工整、内容无误是代笔者的最起码要求。除夕之前，能给老家汇上五六十元的，绝对算是“混”得好的，而代笔者则精打细算地“用足政策”——在汇款单右边的留言处写满蝇头小字，这样就能让寄钱人少花8分钱邮票铜钿。汇款单上字迹工整，若是龙飞凤舞则会延误投递。曾有一笔欲寄“安庆”的汇款被错写成“庆安”，前者在安徽，后者在黑龙江，一南一北浑身不搭界！所以，代笔写完后必须仔细校核，一字之差必失“信”于人。
诚实守信是代笔者的底线要求，却也有心术不正者为人不齿。1965年，虹口邮局门口有个老头摆摊为外地保姆代写家书，时间一长，他记熟了某个苏南保姆的外甥联系地址，居然斗胆冒名向她的北京外甥写信求助，谎称保姆大病一场急等用钱，回信地址竟然写上自家地址。在京的嫡亲外甥获悉姨妈住院开刀，赶紧汇款到欧阳路某号，不料却被昧着良心的代笔者花天酒地了。此后，这个老头又假借保姆之名复信北京外甥，说是治病还差几百块……一年过后，北京外甥来沪探望姨妈，仔细一问便拆穿西洋镜，冒名骗钱者也被“请”进了派出所。
我也曾有过捉刀代笔的经历。小学五年级时，弄堂里好几位年迈的阿婆也托我代写书信，时间一长我倒也熟悉了书信格式，一开头会写上“见字如晤，思念心切”，收尾处则写上“言不多叙，顺祝大安”。隔壁7号后楼的孤老阿婆年逾古稀且是文盲，思乡心切的她渴望与老家兄弟通信交流，这代笔写信的任务便托付于我，每月一封雷打不动。她每次收到老家来信，会找我完完整整念几遍，听得她泪眼汪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熟记她老家地址：宁波市镇明路✕弄✕号。
邮局门口的“代写书信”早已没了踪影。义务教育广为普及、智能手机人手一个的今天，谁还会求人代写呢？谁还会寄信汇款呢？然而往事并非如烟，每次路过邮局门口，我又穿越到上世纪“代写书信”的五六十年代，感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