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测绘佛光寺的唐代经幢
林徽因与佛光寺殿施主宁公遇雕像
林徽因1924年入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优异成绩修完了美术学系和建筑学系两个专业的学分,并先后担任该校建筑设计课程的助教与讲师。回国后,她与梁思成一起投身中国古建筑研究,并一起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和景泰蓝工艺革新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70年前的4月1日,她因肺病早逝,碑石上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四访山西寻“唐构”
我国目前仅存4处唐代木结构建筑,奇迹般地都在山西省,分别是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大殿和平顺天台庵大殿。其中,第一处被发现和确认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佛光寺。
1928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学成归国,双双赴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6月,梁思成受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社长朱启钤之邀回到北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回不去了,梁林夫妇在东北的家也一夜之间失去了。9月,梁思成接受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出任该社法式部主任。
直到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前,梁林夫妇在中国营造学社这个专门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机构工作了15年。15年间,特别是在1931年到1937年的战前7年间,他们和营造学社的成员一起,辗转15省190余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中国古建筑,为战争中抢救保护古建文物和日后中国建筑研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实据和研究基础。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就多次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并向全世界宣称中国已无唐代建筑,想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京都和奈良。
1937年6月,营造学社第四次走进山西。几年间,他们跑了很多地方,也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所寻访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只有宋辽时期的。
这一次,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及测绘员纪玉堂又一头扎进山西五台山寻访古刹,因为梁思成一直怀有“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他就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赠的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由于此书十分深奥难读,回国后,他便致力于以实物调查配合古籍文献研究,从清代建筑入手。北平图书馆给营造学社提供了一个研究室,梁思成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敏锐地注意到了第61窟“五台山图”中的寺院、窟檐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之前在对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重建于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和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它们与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十分相似,于是转向了对唐代佛寺建筑的系统研究。
佛光寺遇“宁公遇”
初见佛光寺,他们就大为兴奋,因为大殿魁伟整饬,山檐深远,斗拱硕大,一眼观之,就有“唐风”;近看柱头的卷刹和门窗的形式,更是惊喜。但要证实,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他们爬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手电筒探视下,只见千百成群的蝙蝠盘踞在脊檩上,灰尘厚如棉絮,木材中藏着千千万万的臭虫。但当他们发现平梁上支撑屋脊的是古制的“叉手”做法,而非后世通用的侏儒柱时,简直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实物。极度喜悦中,完全顾不得条件有多恶劣了,他们从早到晚,攀上爬下,测量记录,唯恐有所遗漏。
几天后,快测量完时,林徽因忽然说,她看见梁底下隐隐约约有字。由于殿内光线昏暗,字迹又被一层后来刷上去的土朱颜料掩盖,大家看了许久,也只隐约看出了一两个官职。林徽因是远视眼,她读出了“女弟子宁公遇”这几个字,又记得测量殿外经幢时,见过这个名字。果然,经幢上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另有立幢时间“大中十一年”(857年)。
当东大殿北次间的梁下题记被湿布擦拭后,“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清清楚楚地显现在大家眼前。原来,宁公遇是出资修建佛光寺大殿的施主。1000多年后,另一个女子,林徽因,成为第一个发现佛光寺确切建成年代的人。
那天是1937年7月5日,他们高兴极了,把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通通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两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也是在这一天,位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电报:“中国首次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
7年后的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梁思成和林徽因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复刊号(第七卷),并发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的调查报告,附系统测绘图版。文中喜悦之情历历,原来除了梁下和经幢上的题记,“殿内尚存唐代塑像三十余尊,唐壁画一小横幅,宋壁画数区。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唐代建筑、塑像、壁画、题记,梁思成称之为“四绝”,佛光寺集于一身。
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在“殿内尚存唐代塑像三十余尊”中,有一尊竟然是宁公遇。她盘腿坐在佛脚下,观之可亲,庄严美丽。千余年后,她等来了另一位同样庄严美丽的女子。
林徽因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宁公遇合影,还说,好想也成为一尊像,“陪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再坐上他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