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我从崇明长征农场上调到中国铁路上海分局列车段当乘务员。
我和同时上调的长征农场知青20人，经过为期10天的学习班学习，被分配在T 13／14次京沪特快列车第六女子包乘组。它是中国铁路上海分局的王牌列车，与共和国同龄，服务档次堪比五星级酒店。机车是当时最先进的内燃机车，司机、列检员、乘警等都由优秀工作者担当。两位资深女列车长之一的江梅元，曾代表中国铁路工人、劳动妇女的形象，上过《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能在这趟列车上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
铁路系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一切行动听从列车长指挥。当时的管理制度规定，女乘务员不得留长发、梳长辫，我无奈剪去了心爱的两条长辫子。
在多年的乘务员生涯中，我曾在各类型车厢工作过，包括硬卧、软卧、硬座车厢以及宿营车厢，乘客亲切地称我“马大姐”。每次在硬卧车厢当班，要铺60张床单，套60条被套（两人合作）和60只枕套，冬季还要铺60条毛毯。毛毯都是货真价实的羊毛毯，若有缺失，当值乘务员要担责赔偿。软卧车厢10个房间，乘坐的对象主要是军地出差的高干和外国友人。服务对象虽不多，但提供的是宾馆式服务。
那个年代，凡进入北京的列车，都要在丰台站停留接受卫生检查。故列车到达丰台站前，要求车容车貌必须做到“三条线”：行李不得超出行李架；毛巾三折后不超过车窗；毛毯要摆放得整齐划一。由于我们都是经历过农场艰苦锻炼的，工作不怕脏累、做事认真负责，手不离扫帚拖把抹布（三件套），勤扫勤拖勤擦，列车长戴着白手套在犄角旮旯也抹不到半点黑。每趟列车折返，我们都会收到数封表扬信。团队每年都被评为“全国红旗包乘组”。
上海的京剧团、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评弹团等，每年去北京参加文艺汇演，都指定要在我们列车上加挂一两节车厢。
在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乘务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仅见多识广，还方便捎带各种紧俏物品。每次出乘回来，我们都大包小包的，像“跑单帮”（倒卖商品）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电视里看到北京的女演员都穿黑色的半高中粗跟皮鞋。爱美的我很是喜欢，但上海未见有售。后来，我在王府井一家皮鞋店橱窗里见到了这款皮鞋，喜不自禁，立马买下一双。后来乘务组的姑娘们也跟着我去买，居然每人一双。这下可好，她们的姐妹、同学和邻居等，纷纷请求代购。当年国庆节，我穿着这款皮鞋到淮海路和外滩看灯，一路上姑娘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直盯着我脚上的皮鞋。不久，我看到淮海路上也有姑娘穿着这款皮鞋，且很快流行起来了。
别看乘务员工作令人羡慕，却往往落下职业病，且大多是胃病。一天8小时工作早中晚三班倒，8小时工作完毕才能用餐，在餐车用餐只管吃饱不允许外带。可吃得再饱也熬不过8小时啊！所以大家都会带些点心，或列车停站时到月台货车上买些食品备饥。
当年T13／14次列车女子包乘组，清一色的年轻大姑娘，一旦结婚生子，复工后就不再回到原车组，一般会调入成都、昆明等路线的男女混合车组。我在包乘组中年龄最大，结婚生子后第一个离开了。我的这段工作经历，始终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