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媒体上看到一则信息，中小学老师家访被家长婉拒，认为家庭是私人空间，不方便接待，也不愿意暴露家庭隐私。有的家长认为现在可以用电话或微信的方式，不必再费时费力地上门了。
说到家访，往事犹在眼前。
1963年，我读初一，寒假的一天，我正和同学在家门口做作业。班主任骑着自行车，突然上门家访。母亲见到老师，连忙说快叫老师。我生性腼腆，不善叫人，此时只是对老师笑笑，算是欢迎了，班主任却在等我开口。母亲见状连连催促，年少反叛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更加不愿叫了。周围邻居见到老师上门，也围了过来；老师扶着自行车，眼巴巴地望着我。在妈妈的催促和邻居的注视下，我仍缄口不语。老师失望地骑着自行车走了。一周以后，班主任找我谈话，将我原来戴的两条杠标志换成一条杠。
工作以后，我也成了家访的主角，角色的转变，令我常常反思当年对老师的不敬。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两年时间里，一下子从中学分配来我们单位200名毕业生。我们单位是服务性质的，福利不如工矿企业，做好这些青年的思想工作，是党团组织的首要任务，除了在单位里组织学习，上门谈心也是工作方法之一。 记得单位400多个年轻人，我都去家访过，少则一次，最多的一位去了13次。正因平时经常上门谈心，所以春节上门，也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我清晰记得，1972年除夕夜，我通宵值班，虽一夜未睡，但因年轻，并不觉得累。年初一早上回到家吃好汤圆，便骑着自行车去家访了。好在都是同一个区的，有的人家已去过，加之相距不远，一天就到访了十多家，当事人在家就进去坐坐，不在家就转下一家。问问情况，聊聊想法，轻松自然，个别人有些小问题，也在很和谐的氛围中化解了。
那时的春节假期只有3天，但那年的春节恰和星期天相连，是少有的4天假期。为了有利于来年工作的开展，我便利用这4天时间，走访了44位青年。后来这些做法还在团的系统作了介绍，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报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对家访的看法，已然有了极大的变化。记得在单位一次解决职工住房工作中，我提出通过家访了解情况，结果遭到一片质疑：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韩非子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情况发生变化了，工作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工作方式，会将事情办坏。没有不变的情况，更没有不变的工作方式，家访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