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月》作者赵超构是浙南文成县龙川人，1910年出生于离家不远的梧溪外婆家。他外婆家与我家同宗共族，按照宗族的习俗，我应该管他叫表伯。赵超老儿时在外婆家长大，与我家的大爷富联珠是童年的玩伴。他听力有障碍，晚年一直戴着助听器，就是因为儿时在梧溪里玩耍耳膜进了水惹的“祸根”。
上世纪90年代末，我认识了赵超老的女儿刘芭姐，她从上海给我捎来了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的封面印着一枚红枫叶的《延安一月》，我才正式通读了全书。20多年来，我一直在读《延安一月》。这本书，我购买了各个不同的版本，不知读了多少遍，逐字逐句地读，翻来覆去地读。我的《报人赵超构》和《赵超构书信往事》，可以说是我读《延安一月》，读赵超老留下的读书笔记。
34岁赴延安采访
当年赴延安采访，《新民报》最早的人选是浦熙修，因她夫妻闹离婚，还有妹妹是彭德怀夫人而未获通过；后来又定张恨水，因张家临时有人暴病而未成行，这个差事最终还是落在了赵超老的头上。赵超老的父亲当过南京警察厅东区分局局长，听到儿子要去延安，心里吓得不轻，临行前千叮万嘱：“多看少说，更不要写文章，你们只是参观团！”
1944年5月至7月，34岁的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取道宝鸡、西安，经“河防”沿线，渡黄河入晋西，再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于6月9日到达延安，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考察。当年与赵超构同行人员中，外国记者9人，中国记者6人，包括随行人员，共21人，其中还安插着国民党的特务。没想到的是，与赵超构同住一个房间的《扫荡报》记者谢爽秋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
赵超构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用“国民的公正观点”“忠实地介绍和自由的批评”，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赵超构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采访了丁玲、陈学昭、陈波儿、艾青、范文澜、艾思奇、成仿吾、王实味等文化人，真实地介绍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使外界那些颠倒黑白的谣言，不攻自破。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并不认同延安的一切，他对延安“标准化”的思想和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文艺创作，他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
与毛泽东并肩而坐
书中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被中国新闻界公认为是领袖人物特写的经典之作。访问那天早上，赵超构忘了穿袜子，临出门光溜溜地赤着双脚，随便套上一双刚买的凉鞋就去见领袖了。他用平视的眼光，勾勒了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当晚在大礼堂看京戏，赵超构因双耳重听，便拣了个第一排中间靠近舞台的位置坐下。突然发现与他并肩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赵超构感到有点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毛泽东不停地递烟让茶，老朋友似的谈起了张恨水和他创作的《水浒新传》。台上的好戏开锣后，他们又聊起了京剧。赵超构自谦“对于平剧缺少修养”，毛泽东也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他们都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在《延安一月》谈起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感受：“完全出于意外的轻松！”
赵超构还与周恩来单独见面，双方作四五个小时长谈，周恩来主要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延安一月》中专门有个篇章，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可以说，周恩来是赵超构向往进步走向光明的领路人。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亚于赵超构与毛泽东的交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还特地邀请赵超构到中南海家里做客。
“一个聋甏记者捅了个大篓子”
赵超构写出了13万字的报告文集《延安一月》，于7月30日、8月3日起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陆续刊载。一开始每天只刊登七八百字，后来应读者强烈要求，每天增加版面刊登两千多字。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赵超构巧妙地与新闻官周旋，采用“曲笔法”写作，玩“障眼法”。
同年11月，《延安一月》在报上连载完毕，随即结集出版单行本，成为读者争相竞购的畅销书。报社老板陈铭德、同事张恨水作序。三个月内再版三次，发行数万册；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出了两版，还出版了日译本。其间，全国各地的书商竞相盗版印刷，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油印本、手抄本，一时洛阳纸贵。重庆新华日报社购买2000册送往延安，毛泽东读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当年还在上大学的翻译家杨静远在日记中说：“赵超构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托出共产党内幕（也许该说外幕），时时加上他个人主观的感想。他供给我许多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东西。我相信和我同样情形的读者都从他那里找到一个苦寻久觅的谜底。”（《让庐日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新民报》创始人吴竹似之子，当年还是个14岁的少年，他读了《延安一月》，“仿佛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纷纷怀揣《延安一月》投奔延安。国民党当局惊呼，“一个聋甏记者给我们捅了个大篓子”，《延安一月》被国民党宣传部门列入禁书。
《延安一月》使赵超构一举成名，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8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收录了《延安一月》，使这部历史经典旧作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1992年赵超构逝世后，上海书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先后再版《延安一月》，但此书一上市即告罄。最近我在组织纪念《延安一月》出版80周年活动时，原想购买一批《延安一月》给与会人员作“伴手礼”，可找遍书店都买不到这本书，网络上零星出现的几本，价格也不菲。
著名作家赵丽宏说：“我喜欢《延安一月》，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有什么非同一般的文采，也不是因为书中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思想，而是因为它的真实。”（《真实的力量》）当年一同访问延安的记者爱泼斯坦晚年见到赵超构，称赞《延安一月》“富有胆识、敢说真话”。真实、敢说真话，这是赵超构撰写《延安一月》贯穿全书的灵魂。《延安一月》不是一部歌颂延安的“红书”，而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精神风貌的“史书”，这或许正是《延安一月》80年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