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出现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
不久，美国记者斯诺到申城拜见宋庆龄，在交谈中表示想赴陕北采访；经宋庆龄联系和安排，在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帮助下，仅隔数月斯诺就秘密进入陕北。
发起集体创作
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所以，他在同年8月5日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童小鹏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按：指斯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纷纷响应号召，积极抽空撰写关于长征的回忆。截至同年10月底，已征集到大量稿件，其中有董必武的《出发前》、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飚的《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的《老山界》、萧华的《南渡乌江》、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的《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等200余篇文章，共50余万字。1937年2月，经编辑加工后，选定百余篇文章（按长征的时间空间顺序编排），以及《长征歌》等10首歌曲、《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两张英雄榜、《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等4张表格，共30余万字，装订成册，抄写多部，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在春夏间，中共中央将一部《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本（分成3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上册225页，中册262页，下册252页，共739页；书稿中既有用圆珠笔抄写的，也有用复写纸誊印的，而且正文中有不少用毛笔、红钢笔和铅笔修改的字迹）送到上海，准备予以出版。
那时，斯诺在北京协和教会作的《红党与西北》长篇演讲中说：“他们的长征，这段历史是太伟大了，我不能用几句话来叙述它。共产党中有几十个人合写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征记》，但是还没有叙述完全……”然而，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等原因，《二万五千里》在沪出版计划被搁置（这部誊清稿本最终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仅通过节选、缩编等方式进行了传播。
《二万五千里》是谁编辑
那么，《二万五千里》究竟是谁编辑的呢？1937年4月，丁玲所撰的文章《文艺在苏区》中说：“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同年夏，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杂志第二卷第二期（“芦沟桥抗战特辑”）发表记者任天马在陕北采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记述：“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文中也提及，丁玲在谈近期生活时说， “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文中又谈到，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文中还记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问丁玲。‘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将来怎样发行呢？’‘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原来，在 1936年11月，丁玲历尽艰辛由上海抵达陕北，很快便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二万五千里》；她在陕北期间，担任过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并曾主编《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1942年11月，此书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誊清稿本付梓，并将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1945年11月2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由于受条件限制，延安版《红军长征记》印数比较少，而且纸张粗糙、装订简陋不易保存，加之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流传下来不多。2006年10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被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稿本的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丁玲诞辰120周年。这位著名女作家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能与反映长征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联系在一起，是颇值得她引以为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