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朝廷推行“高薪养廉”，官员收入可观。但北宋官员要在汴京（开封）买套房子，却不易。据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估算，开封皇城人口密度约为1.2～1.3万人/每平方公里，与现在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得一比。
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分析，北宋初，一座小套住宅房价约500两白银，至北宋中后期，房价上升为几十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约5000万元。离皇宫近的房子，房价特别贵，而僻远的市郊就便宜多了。但四品以上的官员每天凌晨五点前要赶到殿门朝见。如果官员之家靠近皇宫，四点后出门；如住在市郊，他就得凌晨三点前出门。北宋文人王禹偁曾写道：“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也就是说开封城市中心地段的房价像金子般贵。
皇城房源日益紧张，因全国各地的学子都赴京赶考，一旦中举，要在皇城住下，由于人人求栖身之处，而朝廷又不为官员提供官邸。北宋一般官员俸薪仅10贯，另有各种福利补贴。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使）每月俸薪300贯，参知政事200贯，六部尚书60贯，县令30贯。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另有绫绢棉与粮食补贴，还有职田，可出租。一些大官另有虚职，也有可观收入，但他们买房前都会踌躇再三。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携两子赴京赶考，在太平兴国寺浴室院住了一年。苏洵两个儿子皆中进士，他只当了试校书郎，月薪7贯钱，他心一横，竟买下了标价8000贯的宅院，如单凭他工资收入，不吃不喝要95年才能交清。他向二哥苏涣借钱首付，余额每年交纳。苏洵七年后病逝，于是“父债子偿”，苏轼、苏辙代父还房款，为了还债，苏轼、苏辙一辈子都没在开封买房。任御史中丞的苏辙一直住出租房，70岁才在二线城市买了三间房，他喜道：“平生未有三间房，今日初成百步廊。”
苏洵买房的教训，给北宋许多官员上了一课，他们便以租房为生，如枢密副使杨砺、翰林学士王禹偁、参知政事陈彭年等，名相寇准一不买房，二不租房，他借住在朋友家中。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他在皇城也买不起房，租的房子相当简陋，为此大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埋怨出租房大雨时家中进水。
北宋名臣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大儒朱熹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北宋官员热衷租房，原因有三：一是学子中了进士，不久便会外派去地方当官，买房不宜，租房可以。二是北宋官员每三年会换岗调转，官员频繁调动，也是他们成为租房者的原因之一。如范仲淹曾三次贬谪；欧阳修先后任滁州、扬州、青州、颖州地方官；苏东坡更是因“乌台诗案”到处流浪。三是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朝官职务变动较大，不少官员担心离京出走，也是其租房原因。地段好的房子月租金至少二三十贯，对于一个普通官员，需用一半收入（俸禄+福利）支付房租。
北宋后期腐败之风日盛，“北宋六贼”的蔡京、王黼以谄媚吹捧宋徽宗赵佶得以高位，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购下花园豪宅。后被大臣联名告发，在王黼家中抄出的钱财居然比北宋国库所存一半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