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高考因地区不同，其难易程度和录取比率也就存在着差异。此现象并非现在才有，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朝就出现过，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南北榜事件”直接推动了这一思想的形成并付诸实践。
洪武三十年（1397）春，朱元璋举行了此生中最后一次的科考。为了显示对此次考试的重视，特命刘三吾为主考官，白信蹈为副主考官来主持考试。刘三吾，湖南茶陵人，翰林学士兼东宫太子老师，《明史》赞曰： “三吾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范注》成，皆命为序。”且刘三吾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国之至宝”。
三月放榜，从榜首宋琮到榜末的刘子信，都是南方考生！更让人吃惊的是，后面的殿试，录取福建闽侯人陈为状元，这就更加激怒了北方举子，他们认为主考官和副主考官都是南方人，有意偏袒南方举子。“三吾南人，私其乡。”朱元璋让翰林院待讲张信复查考试，可是张信复查结果与前面一样，这下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他们诬告张信暗中勾结刘三吾，故意进呈北方考生的劣等试卷以迷惑皇上。
朱元璋大怒，严令彻查此事，主考官刘三吾定为“蓝玉余党”，发配边疆，“以老戍边”。白信蹈及复查官张信等一众考官二十多人皆凌迟处死。状元陈被问斩，给他和探花刘士谔所定的罪名是“不行明白，用笔批直，有惑圣览”。所选贡士全部罢黜。
是年五月，朱元璋亲自阅卷，选定了61名贡士。从第一名的韩克忠到最后一名，全是北方人。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事件”，因其发生在春夏之交，故而又称“春夏榜之争”。
“南北榜事件”其实就是皇权政治直接干预下的冤案，并非考官们徇私舞弊之举。刘三吾此时已是85岁高龄，且位极人臣，没必要以身犯险。再说三吾本茶陵人，而湖南只有一人上榜，于情理也说不通。何况刘三吾品行端正，“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必不肯干此龌龊之事。造成南方考生绝对优于北方的重要原因，是南方战乱较少，经济、教育遭受摧残相对就小。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各科状元共89人，其中南方籍75人，占总数的84.3%”，就是洪武、建文、永乐各个时期诞生的进士人数，也是南方绝对压到北方。
基于这种状况，杨士奇于洪熙元年（1425年）向仁宗提出了南北分卷建议，决定当年会试：“取士不过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又在南北区之间加了中区，“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可是当年仁宗驾崩，此建议并未实施。直至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正式确立南北分卷考试，并将此作为明代科举定例。
“南北榜事件”无非是朱元璋借科举笼络人心，维护朱明统治的手段而已，“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并非真正“为国选才”。可惜刘三吾等人不明就里，白白成为政治牺牲品，史书也叹三吾“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祸”。
当然，“南北榜事件”既笼络了人心，又促使北方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无地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并且推动了明代科考分区选拔人才制度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之后国家因地区差异，而制定不同标准和政策来选拔、任用人才。这也为当今高考分区命题和划定录取线提供了先例和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