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经元善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但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进步人士曾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如蔡元培先生用“言信行果”四字恰如其分、画龙点睛地道出了经元善这个洋务和改良运动中的实干家的特点。
经元善，字莲珊（后也作莲山），晚年号剡溪聋叟，浙江上虞县驿亭村人。生于1841年，卒于1903年。他出身于一个旧式绅商家庭。父亲经纬，自幼贫寒，19世纪赴上海经商，由于善于经营，不久便成为拥资数十万的沪上富商。以现在时尚的说法，经元善也算是个富二代了。
17岁那年，经元善奉父命到上海，跟着父亲一面学习经商做生意，一面进行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开始接触上海的绅商和官场。因父亲经商发达以后，乐于做慈善事业，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多善举，有沪上著名的“经善人”之誉。1865年（同治四年），经元善的父亲病故，当年25岁的经元善以长子身份继承了世业仁元钱庄。他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才能认真经营，使仁元钱庄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上海颇具名气的汇划庄。其好善之举更胜于他父亲，由此结识了郑观应、谢家福等洋务企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他本人也在1883年和1889年先后被推举为上海南市钱业公会和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在上海绅商界崭露头角。
首创“协赈公所”出人头地
其实，首先使经元善出人头地的还是义务赈灾活动。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连年灾荒，一些绅商搞起了义务赈灾活动。经元善尤其积极，于1878年初（光绪四年）毅然将世业仁元钱庄停办，集中精力首创“上海协赈公所”，组织和领导上海、江浙绅商的义赈活动。他不仅四处动员募捐，还亲往灾区放款，考察灾情，图谋治灾之策。如此持续十余年，募款数百万，救济了大批灾民，开创了中国近代大规模的民间义务赈灾活动新风。而通过义赈活动，经元善结识了盛宣怀、郑观应、谢家福等洋务企业骨干，也与清廷要员李鸿章等相识，并得到清廷11次嘉奖。这些，为他以后的洋务企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打下了基础，初步显示了他的实干精神。
经元善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和在义赈活动中的表现出来的经营才能，及其在江浙绅商中的号召力，很快引起了洋务派的重视。1880年夏，他在“提倡商务”“为民兴利”思想的指导下，接受李鸿章的委派，入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驻局专办”的商董会办，开始涉足洋务企业。
进入织布局后，经元善一心想由此“收回通国利权”，设法招徕商股。为了见信于商，他在报上刊登招股章程，把预收情况公告于众，并声明若织布局中途停办，即将所收股本和利息如数归还；所招股金及收存股金的钱庄亦按月公布，还在国内外36个城镇公开设立股份代收处。招股章程一经刊出，就有许多商人踊跃认购，40万两预定股本很快满额，遂将股本增招至50万两。经元善的招股方法，改变了以往洋务企业“因友及友转辗邀集”的旧式集股方法，开启了资本主义招股集资的新风气。因此，为织布局官方代表戴恒等官僚所不容，遂于1881年春退居家中。
洋务企业中最成功的电报局
从织布局退出后，经元善在郑观应和谢家福推荐下，由李鸿章委任为中国电报局沪局会办，积极推进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和上海电报局的创建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中国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经元善本着振兴民族实业的意愿，在8万两集股中，他再追加入股1万两，成为主要股东之一。同年四月，经元善即升任该局总办。因与其主要共事者（商董谢家福、郑观应、杨廷杲）能互相配合，督办盛宣怀常驻天津，鞭长莫及，且对他较为信任，从而使经元善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在任期间，经元善在企业管理上，坚持“人存政举”的方针，他认为企业中有人才便有一切，只有任用称职的管理人员，企业才能兴旺发达。因此在用人上，经元善选择精通业务的人员充实各级管理部门。同时改变原来的衙门作风，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每天14小时；收费标准随行就市，为招徕顾客，暂将电报用字从原价每字3角，降至1角，还规定电报中的地名、住址、店号、人名5字以内免费，不久便打开了民用电报的局面。
就任总办后，经元善处处以身作则，不用仆役，不纳私亲，裁减冗员，节省开支。这种开源节流的经营方法，使电报局在改为商办的当年，就使上海局转亏为盈，获利近2 万元。但经元善并不满足，他希望把电报网推向江、浙、闽、粤、鄂等通商省份，以便沟通商情，与洋商竞争；还希望自办电报材料厂，以摆脱外国控制，加速发展中国的电报事业。经元善的这些宏愿虽未能全部实现，但在他苦心经营的20年中，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业务，到1900年已使电报网布及全国各行省和主要商埠，报费年收入增加20多倍，成为当时一个最成功的洋务企业。
光绪二十年起，中国电报总局开始分红，总局督办盛宣怀提出全国各局按营收多寡分配红利的方案。据此全国共派花红5722.78元，上海局得益最多，可得1408.32元，而烟台局济宁局等有一定数量的转报和来报，营收甚少，分红只得4.32元和1.35元。经元善知道后，认为“临时戒苟得，取之当有道”，在两天之内三次致电盛宣怀，提出他的主张是：少分花红，多留积累；不仅按营收多寡分红，还需照顾边远局所、中转电报多的局所和线路工人的劳务支出；要按年提大修公积一成。企业红利“应以一半归股东余利，按股照派，以一半归在局花红，均年酌给”，使企业、股东、职工三方得益。由于经元善的主张，虽使上海局在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少得花红16.5万余元（当时中国电报局的全部资金为80万元），却体现了他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
令洋务派官僚扫兴
经元善的经营才能引起洋务派官僚和中外绅商的重视，在他任职电报局时，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又先后聘请他兼职金州煤矿、轮船招商局、利国泽煤矿、湖北织布局。哈未（些厘）洋行在1882年筹办华兴玻璃公司时，也曾聘他出任华商董事，负责招集华股。这些职务，有些被他婉言推辞，唯有张之洞在1890年邀请他去汉口参与湖北织布局的筹办事宜，他怀志携策欣然前往，殷切希望将他自己对上海织布局的未遂之志“展布于汉臯”。抵汉后，他向张之洞提交了创办条陈，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在管理上，他提出由官方派一位督办以遵体制外，其余总办、帮办、各科职员都应由明白商情的人来担任；总办不仅要有统管全局事务之权，而且要有自择帮办和职员之权。在集股方面，他建议先借官款开办，待办有成效后再招商入股，归还官款，由官督商办过渡到商办。他一心希望通过官办——官僚商办——商办的道路发展民族工业。但是张之洞没有采纳经元善的合理建议，一味任用不懂业务的亲信官吏，采用完全官办的形式，仅给经元善一个提调的职务，使他深感汉口的“官气之浓甚于沪”，扫兴而归。
在洋务活动中，经元善虽然时常与洋务派官僚相往来，但他始终保持着商人的身份，代表着商人的利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二十载北洋，依然市隐”。因为他进行洋务企业活动的目的和方法，与洋务派官僚不同，他为着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进入洋务企业，坚持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洋务企业，所以时常与洋务派官僚发生矛盾。在洋务派官僚中，盛宣怀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开明，但仍不乏矛盾冲突，特别在盛宣怀步入官场成为李鸿章的亲信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日渐扩大。盛宣怀在背后抱怨经元善“从前和平圆通，不像现在意必固我”。经元善也责备盛宣怀“官气太浓”“务博不专”，独断专行，“用人喜阿谀唯诺，岂能专精壹志，只有将就局面”而已，因此“仅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对其他的洋务派官僚，他更感到失望。他断言：“按照洋务官僚的那套做法，中国是不能真正富强起来的。”
甲午战争以后，洋务企业中坎坷遭遇和甲午战争的丧师辱国，促使经元善从社会经济活动转向教育和政治活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堂（也称经正女学堂），他把创办女学堂作为救国、强国的根本之计，认为有淑女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可致国富强。
经元善作为一个洋务企业的商董，其名声没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大，但是，他更富有资产阶级的创新精神和从洋务派到改良派转化的典型性。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经元善没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宏篇大论，也没有谭嗣同那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他注重社会实践，富有实干精神，称得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活动家，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固然需要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但更需要广大的实干家。经元善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言行一致，勇于创新，敢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