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上海解放在望。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的提篮桥监狱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费尽心机营救政治犯，使原先关押6000多人的大监狱，到是年4月仅剩650名犯人，其中政治犯50人。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中共地下党决定策反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营救关押在内的50位共产党人、革命人士。
1949年3月的某个深夜，典狱长孔祥霖从噩梦中醒来，浑身直冒冷汗。他自知留在上海前景不妙：“我得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此时他心生一计：“我病了，得立即辞职。”
天亮后，孔祥霖就向上峰递了辞职报告。
地下情报员潜入敌营
4月24日，国民党司法部从南京调派了一名军统特务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担任代理典狱长。
中共地下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克坚派人潜入敌营，很快掌握了新上任的代理典狱长王慕曾的情况。此人虽然一直在国民党的政、警两界任职，但不擅敛财，在官场中靠山不硬，家境一般，家中还有6个未成年的子女，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策反。
吴克坚首先通过国民党高参郭春涛，同原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建立了联系。杨虎任警备司令时，杀过不少人，当时在上海已属于失意政客，但同杜月笙等青洪帮都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力量。吴克坚当时做一些反动人物的工作，让他们将功赎罪，配合上海解放，所以同杨虎也有联系。于是，他通过杨虎的关系搭上了王慕曾。吴克坚还通过农工民主党的王寄一做了王慕曾的工作，最后把联系王慕曾，营救被囚“政治犯”的具体任务，交给林亨元、祁式潜。
为了保证策反工作顺利进行，吴克坚拿来了一张杨虎写的条子。林亨元找到了自己在福州闽江中学的同学翁正心，由翁拿着条子去提篮桥监狱直接联系王慕曾。
5月的一天，翁正心化名田大成，以国民党参议员身份去找王慕曾。翁见到王慕曾，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与你谈谈时局，谈谈个人出路。”
翁正心有个姓刘的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家住提篮桥惠民路。翁正心就常到刘家，用电话与王慕曾联系，或与王慕曾进行直接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有了一定的基础，地下党组织就向王慕曾提出：一是但凡在你这里关押的政治犯，你都要保护起来，一个都不能杀害；二是不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三是如有机会就放他们走。后来王慕曾说放他们走还是有困难，因为监狱里还有一些不听他指挥的警官等，但他可以保护。
一天，王慕曾急切地通知翁正心，说有重要情况面告。见面后，王慕曾就说：“你们既然要我营救50名政治犯，那么请你们开出具体名单，我心中总该有个谱，不然监狱里这么多犯人，我去营救谁？保护谁？”王慕曾这些话虽然在理，但到底他是真的想营救，还是以营救为名来残害政治犯？翁正心脑海里泛起一团疑云，告退后马上向林亨元汇报，林亨元又向吴克坚汇报。
吴克坚开始也担心提供名单后，反而开始把这些人给害了。但经和林亨元分析，最终认为有把握。
吴克坚决定派林亨元去谈。林亨元就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西菜馆里同王慕曾见面，同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表扬他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王慕曾希望以后他的生命财产等能得到保护，林亨元也向他作了保证。林亨元是代表党组织去同他谈的，王慕曾讲他的压力很大，上面有命令让转移，但他要尽一切努力来保护这批人的安全。两人谈得很好，这次见面很重要。
几天之后，王慕曾又催要“主要政治犯”的名单，并告诉翁正心，5月17日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已下达密令，要限期将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很有可能在移押过程中杀害他们，且所有押解警卫、交通工具均由警备司令部负责，情况十分紧急。
提供“主要政治犯”的名单
经党组织慎重研究后，吴克坚一方面提供“主要政治犯”的名单，另一方面对王慕曾进一步作工作，晓以利害得失。
5月18日的下午，三位身穿西装的男子又一次来到了提篮桥附近的绿叶西餐馆。他们走进一个小间，见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已端坐在那儿。
“我们是杨司令的朋友，你好！”为首的青年人随意说道。那位中年胖男子连忙站起身来说：“失迎，失迎，我这里有礼了！”“请入座。”中年男子作了请坐的手势。三位男子，便是林亨元以及他的战友祁式潜、翁正心。那位胖子就是新上任的代理典狱长王慕曾。
林亨元等人与王慕曾斗智斗勇，向他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要他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好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王慕曾告诉林亨元等三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已有令，要把狱内“政治犯”（包括曾任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的王荫泰、南京市市长周学吕等汉奸犯）押解到舟山，他正以各种借口拖延着，理由有三条：一是提篮桥监狱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直辖领导，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两个系统，两者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二是押解犯人需要经费、轮船和警卫部队，但目前经费奇缺，轮船没有落实，且警卫部队不足，无法确保政治犯安全押解到舟山；三是在押的政治犯年轻幼稚，政治上不成熟，无足轻重，且在监内均已悔悟前非，所以对此不必大动干戈。他表示一定不会执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尽力保护政治犯的人身安全。
同时，王慕曾又一次提出上海解放后，他和他的情妇、亲信的人身安全务必请共产党负责。
“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因为你这样做就是功臣！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林亨元将吴克坚的话原原本本告诉王慕曾，并当场同意他的其他要求，使王慕曾无后顾之忧。
当天，王慕曾派其妹夫、提篮桥监狱卫生课课长赵伯勋到“和”字监。赵伯勋到监舍一会儿看看楼面卫生，一会儿又检查各囚室的清洁，甚至还找了几个犯人，询问囚室内有否臭虫、跳蚤。他名义上是检查卫生，例行公事，实际是和政治犯照面，进行摸底。事后赵伯勋马上派医生到监房为病号看病，发给灭臭虫的药水，在监房进行消毒，对狱中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做了一些改善。王慕曾也亲自到监房询问政治犯案情，并极力施展手段，希望给政治犯留一个好印象。不久，王慕曾又把政治犯从“和”监调到二楼条件稍好的“感化院”关押。
“典狱长怎么了，他的葫芦里藏的什么药？”连在吴克坚身边工作的张承宗也提出疑问。“这说明他王慕曾在变。”吴克坚笑笑说。
“受难的兄弟自由了”
5月23日，解放军开始向上海郊县等外围发起进攻。
24日清晨，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上级的布置，开展武装护监斗争。
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由接收专员毛荣光、接收副专员王正福率领，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为处理释放蒙难同志的工作，成立了临时工作组，吸收王中一和虞天石参加协助。29日清晨，张祺和苗雁群也赶到监狱，会见了刚被释放的王中一等同志，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最后确定45名中共党员，当天释放，另有许士林等5人，系农工民主党成员，需取得他们的市级组织证明以后再释放。
5月29日上午，在监狱警员饭厅召开“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1949年5月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单位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