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石、一口锅——毛公鼎。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盂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希世之宝乃得流传
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原。周原，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道光末年（一说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据《陕西金石志》的记载，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希世之宝，乃得流传”。苏亿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中进士后一直供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1852年，他以三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研究，数易其稿，考释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仅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
由于合文、失铸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不同的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5段铭文先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到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服等。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金石学界的瞩目。
陈介祺秘藏不示人
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三十年，奈何一个“不肖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
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传到陈厚滋儿子陈陔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做学问。可惜，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陔，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受清廷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
这样一个“权贵收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陔哪里抵挡得住？一开始，陈陔并没有被银子打动，但对方许诺，除一万两银子外，还让陈陔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陔这才鬼迷心窍，觉得任一年银元局局长，可就发大财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陔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得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好友相助叶恭绰筹款赎买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际？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挺身而出。多年来，无论在朝或在野，叶恭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此时，面对毛公鼎，叶恭绰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两位好友慷慨解囊，合股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恭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教育家郑洪年和书法家冯恕。1930年，郑、冯两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恭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一起。
叶公超护宝遭拘捕
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书画藏品，则被全部留置在上海。叶恭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提起了讼事。叶恭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
不料，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劳里育路卫乐园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疏忽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然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却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一说39天），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毓琇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写着：“Trust me！Will not yield！”（相信我！决不投降！）这场劫难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据张光远书中所记，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铸工，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
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
叶公超出狱后，将毛公鼎安然带到香港，交还给了叔叔。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后，叶恭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唯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咏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恭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归公家所有。
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阶平讲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毛公鼎最后是由陈咏仁献给政府的，并非叶恭绰。抗战胜利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不顺利，直到今天，从陈咏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戏剧化。戴笠还没死时，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呼声：“我的妈哟！”“老天爷呀！”“这可真是罪过呀！”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毛公鼎。
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正在筹建“中央博物院”。与它相伴的，还有辗转万里、历尽劫难的上万箱故宫文物。同年10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公开与世人见面，它的流浪之旅似乎终于结束了。没有人料到，仅仅两年后，毛公鼎又要面临离别，漂洋过海。而那些守护它的“功臣”们，也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只能凭借宝鼎拓片，遥寄相思。
寄托两岸同胞共同情愫
新中国成立前夕，叶恭绰在香港收到了北上的邀请。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北上参政议政。1950年3月，70岁的叶恭绰顺利抵达首都北京。
叶恭绰没想到，此生再也没有见到侄子叶公超，也没有见到叔侄二人曾搏命守护的毛公鼎。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突破长江天险，留在南京的叶公超已官至“外交部政务次长”。他走向了与叔叔叶恭绰相反的方向，南下，去了台湾。前一年的冬天，南京下关码头，700多个神秘的箱子，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这些箱子里，装满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5个机构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毛公鼎。从1933年起就负责故宫仓库和文物管理的庄严，也登上了“中鼎号”。从北京到南京，从四川到贵州，庄严护送故宫文物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又要随故宫文物和毛公鼎一起去台湾。
毛公鼎，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守护从未停止。
垂暮之年的叶恭绰，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惋惜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生前，他将自己收藏的毛公鼎拓本，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恭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兹移国有，可云得所。”
如今，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静静地迎接海峡内外的参观者。1980年，守护了一辈子文物的庄严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和小儿子庄灵念叨，自己终身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摘自《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