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下旬，著名报人郑心永先生无疾而终，活了整整100岁。
《社会大学》成为名牌副刊
心永十七岁就闯荡社会，远赴泰国谋生了。上海解放前夕，心永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报工作，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解放后，参加接收旧新闻单位工作，并任上海新闻协会（市文委所属）党组成员，分管《文汇报》有关党务工作，并任《文汇报》编委。1953年1月，召开中共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心永是新闻界两名党代表之一。
心永是我1960年进《文汇报》工作的第一位顶头上司。我被分配到理论部的副刊《社会大学》，当了一名“助教”。
不过，这名“助教”不好当。除了写稿、改稿、跑腿等杂事外，最要紧的是，要向各界著名人士组稿。《社会大学》结合社会生活实际，每周举办“社会大学讲座”，主讲人有王亚南、沈志远、周原冰、吴泽、陈仁炳、石啸冲等学者，都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教授，极受青年读者欢迎。“社会大学讲座”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 “薪水”却只有一点菲薄的稿酬，但他们心甘情愿为《社会大学》授课。
心永告诉我，向这些名家组稿，自己事先要做好“功课”，至少要读过他们的一两本著作，否则，你上门去找他们，会“话不投机半句多”、约稿任务完不成。复旦大学有一批著名学者大都住在第九宿舍，他们都是心永的好朋友。他带我去串门组稿，熟门熟路，特别关照我：到学者家里，人家端上茶来，你别多喝，水喝多了要“方便”，你“方便”，人家不方便。每次约稿，不要干扰专家工作，所以组稿时间最好放在他们下班后的下午。93岁去世的《文汇报》副总编辑张煦棠，也当过《社会大学》“助教”，也常随心永去组稿。那时，从外滩到复旦大学，没有差头可乘，只好坐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坐一个多小时。张煦棠告诉我，跟心永出去组稿，中饭要吃吃饱。下了电车，再在马路边买一个几分钱的烘山芋，便是当天的晚饭。跨进教授家门，主人正在用餐，心永马上连声说，我们刚吃过了。等对方用餐毕，心永和他们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到得意时，跳出一个题目，便向对方组稿，一拍即合。一个晚上，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组稿三四篇，收获甚丰，但回到家里，已10时许，肚皮饿得叽里咕噜。《文汇月刊》主编梅朵组稿有办法，文化界有“梅朵梅朵没法躲”之说；而心永组稿，理论界反映是异曲同工：“心永约稿，无法不允”。他们的一条共同的组稿经验是：对名家盯住不放。
《社会大学》的“青年修养” “小小座谈会” “问题讨论” “杂谈”等栏目，读者对象也是青年。心永还要求我从来信中发现“小小座谈会”的讨论题目，如：张华跳粪坑救老农是不是值得？《社会大学》邀请普通作者来报社开座谈会，心永也不怠慢，因为作者都是《社会大学》的“衣食父母”。他命我到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为每人订一份盖浇饭，届时送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 “外卖”。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是对作者特别阔绰的招待。到《社会大学》去过的作者，许多人后来成了知名教授和领导，如余心言当上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当时也和我们一起吃盖浇饭。《社会大学》这个半版大小的副刊，每天出刊，内容丰富多样，文章长长短短，心永自己动手设计版样，编排也有特色，办了10年，蜚声全国，成为《文汇报》的名牌副刊之一。《社会大学》如逢周日出刊，还可以单独订阅、零买，报摊上可以单独买到，这在当时新闻界，也是一大创新。
从1960年11月起，心永在《文汇报》第三版又独创了一个学术版，都是大块文章，展开各种学术问题的讨论，一周两期，每期15000字（当时报纸只出4版， 6号字体），刊登历史、哲学、美学、音乐、文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和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争鸣文章。此举一鸣惊人，也是人无我有，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一扫知识界的沉闷空气。一些曾遭受过批判的学者也因此打消了顾虑，主动应约愿意写文章。一些原来很少给报纸写文章的老专家，如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人口理论家吴斐丹、翻译家傅东华等，也主动为学术版撰稿。兄弟省市的一些知名学者如周建人、高亨等也主动与报社联系并投稿。不到一个月，学术界来稿计达130余篇，史无前例。1961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内刊《文汇报的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并作批示，行文全国，一时，《文汇报》重新声名大振。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赞扬说“《文汇报》又考中了一个状元”。全国各报刊纷纷派人前来“取经”，冷落多年的圆明园路149号的门口，车水马龙，又重新热闹起来。
创办《民主与法制》
“四人帮”被粉碎后，心永到上海市社联工作。是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天下大治。心永报纸不办了，改办刊物。他白手起家，创办了《民主与法制》杂志，任首任总编辑，是年65岁。读大学的女儿曾劝他：民主与法制被“四人帮”糟蹋成这样，重建谈何容易？办个杂志能起多大作用？心永笑了笑，并没有反驳女儿。其时，杂志已办起来了，得到了市领导夏征农和魏文伯的支持，叶剑英元帅也为它题了词。
杂志创办之初，只有两个半人（一位编辑是兼职），要负责组稿、采访、发稿和校对、发行，以及财务和各种事务，借了一间空房和若干现成家具，作为办公室。刊物开办时，没有向国家领过半分钱的费用或财政补贴。心永和承印的《文汇报》印刷厂商定：纸张和印刷费暂时借一借，记在账上，待刊物售出后还钱。这是一笔很有风险的买卖，印刷厂给足了心永面子，先垫了纸张和人工，为他办刊物开了绿灯。我在排字车间中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心永自己不领《民主与法制》一分钱的工资，但自己的工资，却是靠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亲笔写信，向他所在的单位催要，才拿到手的。
记者大多是“志愿军”，都是心永的老朋友或是老部下，自愿前来帮忙、为他打工。不少人是法学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或新闻界的名记者，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和判断眼光。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记者和作者队伍作后盾，保证了杂志每期都能发表一些有见解、有分量、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报道和文章，因此杂志一发行，发行量直线上升，每期上升几万份。这是非常少有的。
心永办《民主与法制》，努力学习韬奋先生办《生活》周刊的精神，一再强调要重视读者来信。杂志每天收到两三百封来信。心永组织大量人员认真阅读、认真处理。心永强调，杂志是读者的公仆。把读者当作主人，必然把自己当成公仆；反之，把自己当作主人，板起面孔说教，必把读者当作仆人。因此，读者来信是办好杂志的生命线，为读者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也是办好杂志的生命线。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痛点，就是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有些错案沉冤，经《民主与法制》的干预，迅速得到平反。
《中国老年》一炮打响
此后，他又与友人创办全国第一个反映老年问题的《中国老年》杂志。《中国老年》又是一炮打响，第一期发8万份！同时，他又应邓朴方的邀请，参与创办全国第一个残疾人的刊物《三月风》，还参与创办全国第一个普及法律知识的通俗刊物《法律咨询》。办一个，成一个，办一个，活一个，每一个杂志影响都很大。他在年届90岁时，写过一首诗，回顾了当年创办《民主与法制》的情景：“如山冤案谁解悬？胜会三中庆回天。我也阵前当卒子，民主法制唱开篇。”我以为，“当卒子”一语，心永实在是过谦了！一名卒子，如何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是一位纵横报业的老将。《民主与法制》办刊三年，发行量从2万份激增到80万份，还出版了丛书，办了一个印刷厂，创利80多万元（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中国老年》杂志也从最初的8万份猛增到后来的40余万份。《文汇报》著名记者郑重评价道：“他是少有的一代报人中的代表。”心永被新闻界誉为“办报奇人” “办刊奇人”，一点也不过分。中国新闻史将记住这位老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