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与中国有因缘的印度诗人
对中国近现代文史稍有兴趣者，可能知道印度诗哲泰戈尔还有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这个名字是梁启超起的。至于这个名字的具体涵义，稍有深入了解者，也会知晓“震旦”乃“中国”在古印度语里的音译，而“竺”则是“天竺”，即古印度在中国古语里的称谓，二者合在一起，似乎就是一位来自古印度的与中国有着密切因缘者的意指罢。
后来确有研究表明，泰戈尔自1924年4月间赴中国访问，至5月8日这一天，恰逢其人64岁生日。当时泰翁身在北京，来自北京文化、教育、学术、文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在东单三条的协和礼堂，为其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此次活动，梁启超任主席，胡适致辞，并由徐志摩、林徽因等演出泰翁所编短剧《屈忒拉》助兴。也正是在此次活动中，梁启超为泰戈尔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公开发表了出来。这一事迹，几经传布，遂成后世一般读者所知的“掌故”了。
至此，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这个“掌故”，其时间、地点、人物的历史事件三要素，已然齐备，来龙去脉似乎已然非常清楚。不过，如果再深究一下，即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中文名，究竟是怎样发表出来的，是即席致辞中公开提到的，还是后来有书面文字公开刊发的，抑或是经由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或者只是私下与友人提及复被转发出来的？这四种可以推知出来的发表途径，究竟是其中哪一种或哪几种几经传布之后，方才造成坊间市面上盛传的这个百年“掌故”？
梁启超致辞，胡适口译 记者“转译”
笔者新近发现在佛教杂志《海潮音》杂志第五年第五期（1924年6月21日印行）之上，有一篇报道名为《梁启超为太戈尔取华名》，颇为详实地记述了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中文名这一事的历史细节。根据《海潮音》报道可知，活动现场的梁启超致辞，乃“由胡适之口译”而出的——即由胡适译为英文，当场转述给泰翁及出席此次活动的其他外籍人士。因此，现场的记者，也只能根据 “胡适之口译”，再转译成中文，将“大意略谓”云云，向广大中国读者报道出来。
如此这般，又牵扯出梁启超致辞、胡适口译与记者“转译”之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属与归属的问题。如今能够查阅到的，仅有的这么一份公开报道中的“转译”文本，其创作主体应为梁氏，这是毫无异议的。梁启超生前非常珍视这一活动致辞之文本，留有底稿，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的第14册（中华书局，1936年1月印行），文本题目即为《泰谷尔的中国名——竺震旦》。
不过，《海潮音》报道中的记者“转译”文本，实乃据活动现场“由胡适之口译”的文本转译而来，刊载出来的文本内容与收入梁氏文集中的文本内容也有一定差异。
但无论如何，因佛教杂志《海潮音》里的一篇报道，不但令后世读者仿佛重回“历史现场”一般，为“梁启超为太戈尔取华名”这一百年“掌故”重新勾勒出更多历史细节，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可贵之处。
入乡随俗为泰戈尔刻制中文印章
话说泰戈尔既已有了中文名字，依国人惯例，也理应有一枚中文“名章”随携，以便钤用。为泰翁取了中文名字的梁启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且早有“预谋”，提前就请人预办了此事。今存梁氏致友人的一通手札，就为这一“掌故”留下了实证。且看手札原文如下：
顷欲刻图章一对，赠泰谷尔，其文如下：
竺震旦印 复归自然
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拟装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赠之。请公切托范父即日觅石，并觅人代刻。所费即如数奉上，但望能以七号交来，敬上。
季常 启超，二日。
据手札内容可知，梁氏可能早在1924年5月2日，即泰翁生日六天之前，即着手预办为之刻制中文“名章”的相关事宜了。在如此短的时限里，觅石（章料）觅人（治印者）的事项，梁氏将之托付给了友人“季常”。信末所署“季常”，即指蹇季常（1876一1930），贵州遵义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期间与梁启超交往密切，引为知己。归国后，蹇氏参加梁氏领导的进步党交谊更为亲密，后更成为梁氏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的实际负责人。显然，将这样重要且时间紧迫的事项，托付这样的多年密友来操办，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至于泰翁生日庆祝活动现场，是否有梁氏亲赠中文“名章”的活动环节，这一环节中又有哪些细节，由于《海潮音》报道中并未提及，只能留待将来更多相关历史文献发掘发现之后，再来做一番探研与考索了。
关于泰戈尔的中文名字，从“掌故”到史料，目前可资谈论与探研者，大致如上。
言及于此，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后世读者通常奉行“掌故归于掌故，史料归于史料”的一般性原则，对于掌故与史料，向来将之视作似井水与河水一般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途径，彼此似乎两不相涉，亦不必相通。事实上，“掌故”与史料，本应也可以殊途同归。或许，上述这么一番关于泰戈尔的中文名字这一历史事迹的考察与探究，就正是这么一个可以印证掌故与史料互动互鉴的非典型案例罢。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