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是1969年3月去云南插队的上海知青。1971年底，同被招入云南三矿后，相识相恋。1975年，经过三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决定向工区领导申请结婚。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当年我俩结婚要过五大“关”，且申办手续非常繁琐。第一关是小组关，需要班组讨论，组长批准并签字。这个关不难过，因为大家都熟悉。第二关是工区关（车间一级），这时必须写书面申请，由管此事的支部书记签字。第三关是公司关，经档案审查，计生小组盖章后，开一张去医院检查的证明。第四关是医院关，即男方在外面等着，由妇科医生对女方进行检查，若有婚前性行为，医生会询问男方，男方如实承认方可盖章。好些人就在这一关上被卡住了。第五关是公社关，即到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去领证。此前已盖有好几个章了，这一关算是过场。我们决定，于4月15日这天回父母身边办婚礼，毕竟是人生大事啊！
我们的婚礼是在福州路家里办的。我家仅16平方米，那天，将家具腾出来，摆了一桌，隔壁邻居家也腾出地方摆了一桌。两只煤炉移到了走廊，菜肴都是母亲、姑妈和邻居操办的。收音机里放着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算是造了点气氛。我穿着岳母送的的确良衬衣，妻子穿着我母亲从“蓝棠”买的一双皮鞋。
事前，年近六十的岳母表示：嫁女儿，得有车接。我便托朋友订了一辆出租车，我和妻子，还有丈人、岳母四人，从静安寺乘到福州路。
婚前，我俩还在南京路新中国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当年没有婚纱，没有西装礼服，也没有伴娘伴郎。至于送礼，多是些被面、被套、枕头之类的床上用品，在上海工矿的同学，送些毛主席纪念章等，好像没有礼金。
当晚的婚房设在哪里呢？我家的这间房，有老有小，年迈的奶奶还健在。双方父母与亲属经过沟通，为我们安排了“流动”婚房。
第一周，住在父母房间对面的一个小阁楼，平时我弟弟住着，这一周，不知弟弟寄宿到哪里去了。这个小阁楼就成为我俩的第一个婚房。第二周，我俩移居富民路31号的妻子娘家，是带卫生的洋房。她家祖上是松江的“大户”，有地产有房产，用那个年代的说法，属“成分不好”。岳父母借住邻居家，哥嫂临时搬到亲戚家去，将住屋让给我们。与哥嫂同住的姑婆，就安排在邻居家借住。我俩很感动，故而小心翼翼地住下了，生怕把屋里搞脏搞乱。
这次婚礼，朋友送了我一张家具票，可以购买一款上海产新式五斗橱。当时，上海小青年结婚，流行的是大橱、沙发、克鲁米坐椅等“三十六只脚”。作为知青，我俩户口不在上海，能拥有这么一张票，能拥有“四只脚”，已喜出望外了。记得这只五斗橱的价格为96元，是我们一线矿工两个月的工资。
此后，我兄弟帮我托运，这只五斗橱坐了3000公里火车到昆明，再坐130公里汽车到矿山，最后坐5公里马车，才落脚我们靠山而搭的两间油毛毡的新房。当包装拆开后，工区的父老乡亲傻了眼：锃亮的油漆光可鉴人，4个香炉脚稳稳着地，气势不凡。不要说山沟沟里，就是昆明市区也见不到啊！这只五斗橱放在简陋的油毛毡房里，多么的不相称啊，不过它成为我们的宝贝，是一种强烈的“上海印记”。
明年就是我俩的金婚，女儿也将48岁。岁月流逝，一切仍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