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记姚芳藻2014年4月20日在上海去世，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姚芳藻去世后，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她的家人通知我出席，可能是我听错了时间，待我赶到殡仪馆现场，追悼会业已结束，我未能见上芳藻大姐最后一面，心中十分惆怅。现值此芳藻大姐去世10周年之际，记下她的一些往事，以为纪念。
踏上新闻“荆棘路”
1926年，姚芳藻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姚和清是一位名中医。1934年，姚芳藻8岁，随父亲来到上海，先后在储能中学、沪江大学读书。从学生年代起，她就渴望成为一位以笔为武器的新闻记者，但父亲表示反对。姚和清说：“从文没有出息，做新闻记者，弄不好要杀头的！”
姚芳藻对父亲的话不以为然。她在沪江大学结业后，考取了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以后当了数十年的新闻记者。不承想父亲一语成谶，她大半生备尝艰辛。
当时在上海新闻专科学校任教的国文教师，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学者、教育家，如王元化、徐铸成、赵景深、冯宾符、胡山源、段力佩。姚芳藻学习十分用功，这使她的国文和写作水平出类拔萃。1946年毕业后，她被《联合晚报》总主笔冯宾符看中，才20岁的她，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经受了风霜刀剑相逼的历练。
《联合晚报》是一家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本要迁址上海，但国民党政府不同意，无奈之下，只好改名为《联合晚报》，在上海出版。社长刘尊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部主任，解放后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总编辑陈翰伯和资料部负责人乔石均系共产党员。陈翰伯解放后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乔石在解放后，曾任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姚芳藻进了《联合晚报》，激烈的政治斗争迎面而来，她正式踏上了一条荆棘路。
“坐过班房的记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在上海实行严密的警管区制，把居民的不同身份在户口中用颜色加以区别：分红、白、蓝三等。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混乱。各种各样的传言遍布坊间，其中最多的议论是警察中有“中统”“军统”，以此管制老百姓。
姚芳藻想，警察中有否“特务”，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于是，她直闯宣铁吾的家。第一天碰了壁，第二天吃过晚饭后，她到宣铁吾的家里坐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还不见宣铁吾的影子。第三天，她在一次会上见到了宣铁吾，要求采访。看见来访者是一名“小姑娘”，宣铁吾便同意接受她的采访。
姚芳藻是有备而来。一开始，她和宣铁吾若无其事地聊天，不入主题，宣铁吾一边说，她一边记，一副“稚嫩”的样子。过了一会，她放下笔，突然提问：“外面传说警察中有‘中统’‘军统’，户口用红、白、蓝三色，到底有没有？”宣铁吾没有戒备这个“小姑娘”的提问，脱口而说：“有。”宣铁吾的回答，让姚芳藻窃喜，但她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采访结束，回到报社，赶出一篇专访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稿子，放到了总主笔冯宾符的桌子上。
第二天，宣铁吾的专访在《联合晚报》上面世，宣铁吾承认警察中有“中统”“军统”的言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上海市民一片哗然，相互传言，争相传阅，当天的《联合晚报》很快脱销。国民党警察局上下悚然。宣铁吾勃然大怒，责令《联合晚报》总编辑冯宾符把姚芳藻从《联合晚报》除名。“小姑娘”姚芳藻，上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的“黑名单”。
接着，上海发生了摊贩事件。1946年，大量美国库存积压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上海许多商店倒闭，店员、工人失业，加上大量外省农民进入上海，失业人数一度高达30多万人之多。大量无业市民靠摆摊、卖小商品为生。小摊贩多具“游击”性质，国民政府失去了大量的税收，大大削弱了“内战”所需的财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下了“限摊令”。1946年11月30日，国民党当局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全市摊贩举行请愿游行，包围黄浦区警察局，要求释放同业人员，遭国民党军警屠杀七人，逮捕多人。12月1日，摊贩继续斗争，又被杀十人，伤百余人，激起摊贩更强烈的反抗。全市商店停止营业表示支持和声援，形成一场全市性的反蒋统治的群众斗争。成千上万的摊贩起来造反，包围警察局，用石块、木棒、竹杠等工具与警察对垒，青年学生也来助阵，市面大乱。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宣铁吾发表广播讲话，扬言对“危害公共秩序者，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没有吓到示威者。姚芳藻直接到现场采访，并混进警察局与被捕摊贩里，与摊贩面对面接触，逐个清点被捕人数。第二天，《联合晚报》上刊登出了摊贩闹市的详尽报道《混乱的五小时》。摊贩聚众造反事件越闹越大，政府怕收拾不了，只得退兵，将黄浦区警察局长杜醇调离黄浦区了事，宣铁吾不得不公开道歉，市长吴国桢也下令放人。姚芳藻又找到吴国桢，当面揭穿警察局没有全数放人。警察局对姚芳藻恨之入骨，将她痛打一顿。第二天一早，上海报纸传出了《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被打的消息。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托人给姚芳藻送了鲜花。
由于《联合晚报》为百姓说话，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视为眼中钉，1947年5月，《联合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遭封门，5名进步记者遭逮捕。姚芳藻是其中之一。她被关进当时的特务机关“亚培尔路2号”九十多天。后来地下党托人营救，姚芳藻方被释放。解放后，毛泽东曾当面称姚芳藻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这个女记者脑子很灵”
《联合晚报》关闭后，姚芳藻失业了。她有可能面临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的迫害。祸不单行，姚芳藻的弟弟也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姚芳藻感觉到国民党特务不仅注意到了她，还注意到了她的家庭，严重的迫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于是，她决定只身潜往香港。经《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唐海的介绍，姚芳藻进了香港《文汇报》当记者。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对她的评价是：“这个女记者的脑子很灵。”
去香港后不久，上海解放。《文汇报》复刊，姚芳藻又回到了她梦萦魂牵的上海。她在《文汇报》跑的是文艺条线，任文艺组组长。在她这个“文艺组”里，有许多名家：徐开垒、黄裳、全一毛、容正昌、朱嘉树、陶颖昌等。1954年,姚芳藻被安排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工作，她的新闻事业辉煌于《文汇报》，她的上半生记者生涯的终结，也在《文汇报》。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是鼎鼎大名的浦熙修，同仁昵称“浦二姐”——彭德怀元帅的大姨子。姚芳藻是浦熙修麾下一名能干的女将，“将帅”合作，得心应手，叱咤风云。
1957年，姚芳藻因反“右”期间采访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阐述“双百方针”以及敲响“电影锣鼓”而名噪全国。
有一天，《文汇报》编委会给北京办事处发来了一封信，指示：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决定在全国发起一场“讨论”，要求北办记者集思广益，征求各方的意见。接信后，姚芳藻就开始在首都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她找到了中宣部文艺处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钟惦棐作为国内电影方面的权威，当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姚芳藻即时向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的意见，并建议报社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
报社采纳了姚芳藻的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电影问题的讨论。一场“电影的锣鼓”由此在全国敲响。讨论由两封“读者来信”牵头，配以社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一时间，批评国产片质量差的文章从全国各地涌向编辑部，更有电影界著名的导演、演员陈鲤庭、吴永刚、石挥、上官云珠等以自己的经历，提出当前电影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发表了钟惦棐的两篇权威文章《电影的锣鼓》与《为了前进》。
姚芳藻倒霉了。毛泽东对《文汇报》发起的电影讨论起先是肯定的。可是，肯定的话音刚落，风云很快起了突变。一篇登载于《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政治风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电影的锣鼓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大会上训斥《文汇报》：“你们挂着牌子天天骂我们，是什么意思？”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则恶狠狠地责令《文汇报》：“你们要给电影厂恢复名誉！”电影界召开批斗钟惦棐大会，勒令姚芳藻参加。中央电影局负责人王澜西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姚芳藻：“《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讨论是姚芳藻主谋发起的，梅朵就是她的后台！”
就在《文汇报》展开“电影的锣鼓”讨论时，姚芳藻还就“双百”方针专访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自“双百”方针提出后，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姚芳藻想：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到底怎么理解？经过一番思量，她决定直接采访周扬。
于是，她壮胆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他接见，她拟了要周扬回答的当时文艺界最敏感的五个问题。
几天后，她接到了中宣部的电话，周扬决定接受采访。回办事处后，姚芳藻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整理好采访笔录，周扬在小样稿上又作了详细和周密的修改。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问答”，全国轰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大报全都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就双百方针答<文汇报>记者问》。《人民日报》要求全报社的记者学习这篇“问答”。朋友们纷纷向她祝贺：“你现在是名记者了！”姚芳藻也沉浸在快乐之中。
不过，年轻的姚芳藻高兴得太早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右”风暴将姚芳藻和她的丈夫梅朵双双打成“右派”，工资连降几级，丈夫被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劳教”。孩子还小，收入微薄，生活一下落入了冰窖……此时此刻，她才记起父亲说过的 “当新闻记者没饭吃，记者是要杀头的！”想想，也不无道理。
晚年重新焕发写作青春
姚芳藻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我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并尽力帮助她。在十年的非常时期，我有意安排她到夜班做校对工作，白天不露面，免得她再被人批判。她对此十分感激，我们的友谊尽在不言中。姚芳藻复出后写的许多著作，她都一一分赠于我，扉页上写上“老友” “好友”字样，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1979年，姚芳藻的错划右派获得改正。出任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室主任、编审。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姚芳藻重新焕发了写作的青春，思如泉涌。她更加勤奋了，她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她擅长的“传记文学”写作上，写下了几百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和传记著作，
姚芳藻在经过了艰辛的采访和别具匠心的构思谋篇后，撰写的《秦怡：深渊中的明星》，于1989年3月出版，而《一个女明星的遭遇——秦怡和金焰的婚变始末》成为其中一章，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她写秦怡的传记，采访十分深入，采访了七十几个人，差不多能找到的秦怡熟人、朋友她都找了。这本书出版后，在《中国电影时报》连载了近一年,受到国内新闻界、文艺界人士的注目,并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有些朋友曾向姚芳藻祝贺,祝贺她非但宝刀不老,且比以前放出更耀眼的光彩,祝贺她勇敢地超越自我又一次成功。风雨过去，云霁开处，露出了漫天的霞光。
姚芳藻得到改正后，为自己定下了“三不主义”，即不计过去、不服年老、不自量力。姚芳藻胸怀宽阔，从不提起过去二十二年受的冤屈，偶尔涉及时，她也总是说：“比起梅朵、谢蔚明被押送外地去劳动改造，差点丢了性命来说，我算是很幸运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姚芳藻写的多篇悼念浦熙修女士的文章。浦熙修曾任《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浦熙修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的关系，被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成了一大罪状。浦熙修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身上的污水却一直没有洗清。浦熙修的子女求助于姚芳藻，姚芳藻不顾年事已高，视力不佳，于2011年3月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了《浦熙修与罗隆基》一文。姚芳藻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澄清事实真相，还了浦熙修的清白。
回望姚芳藻的一生，作为记者，她问心无愧——在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她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作家，她努力耕耘，著作颇丰：《柯灵传》《秦怡传》《朝鲜的水》《踏上荆棘路》《失踪在莫斯科》《七人集》（与罗洪、欧阳文彬、欧阳翠、黄宗英、黄屏、彭新琪合集）《六月飞霜——1957年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等。尤为可贵的是，她晚年的著作比年轻时多，文笔越老越健。三部重头大著《柯灵传》《秦怡传》《六月飞霜》均是她在退休后创作的。
姚芳藻终年88岁。斯人去焉，文名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