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沉寂许久的乍浦路，有一段被打造成了上世纪40年代的老上海马路。原来，这里成了电影《酱园弄杀夫案》的拍摄地。其实，真正的酱园弄不在乍浦路，而是在新昌路上。2023年10月，国家电影局发布最新的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称，由导演陈可辛与演员章子怡等人合作的电影《酱园弄》获得通过。剧本梗概：“波云诡谲的年代，一桩离奇的案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究竟真相如何，众说纷纭。当案件原委如片片拼图般被逐步还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真相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这里,不妨从文献角度探寻一下酱园弄杀夫案的始末缘由。
一、箱尸案发
1945年3月20日早上6点多钟，本市新昌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外号大块头的租客詹云影被其妻詹周氏用切菜刀砍杀，并遭分尸后装入空皮箱中，企图移尸灭迹，因血迹滴到楼下，为居住亭子间的二房东王燮阳夫妇发现，随即报警缉拿。
案发地点为432弄85号后楼，该弄内原有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故俗称酱园弄。死者詹云影，31岁，安徽人，自幼来沪于新闸路鸿昌当铺做学徒，为人干练精明，脱离鸿昌后，曾在新闸路斯文里口与友人集资合伙办斯文旧货商店，詹任经理，经营旧木器旧衣服等，旧货业从业者大都认识他，称他“小詹”。被害前夜，詹与朋友在远东饭店搓麻将，翌晨三时返家，倒头便睡，不料在熟睡中被詹周氏杀害。
詹周氏，29岁，原姓杜，江苏丹阳人。自幼父母双亡，8岁时被亲戚送到山海关路、大通路口的顾天盛花号，收为养女，实际类似使唤丫头。17岁时由周姓养父母作主与詹云影订婚，21岁正式出嫁时，曾在新闸路、乌镇路口某菜馆办过酒席。结婚是那年12月的事，到了次年2月就发生事端，原来詹与当铺里一个叫兰喜的丫头有私情，兰喜怀孕了，只得领到家里来。那时詹云影已改做旧货生意，便由詹周氏收留。小孩出生后，詹却不想要，本打算弄死，被詹周氏阻止，设法将兰喜另嫁，将小孩送给邻居。事后，詹周氏一度想去香烟厂做女工，来分担家庭开支，贴补家用，但詹云影不为所动，不但竭力阻挠，还诬陷她想同人家轧姘头。而詹做旧货生意发了点小财后，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詹既不把赚的钱拿回家，又不许她外出打工，弄得家里吃尽当光，两只衣箱空了，便到处向人借钱，曾向二房东借过不少，甚至连外面的大饼摊都有赊账。
二、地院初审
1945年5月3日，本案首次庭审于浙江北路（近七浦路）地方法院，詹周氏身穿灰色线呢的单旗袍上庭。庭上问，两人为何不要好？答曰：“他嫌我是低三下四人。”问：对于丈夫的恶行有无劝说？答：“每次劝他，他非但不听，而且说钱是自己赚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干涉他。”问：为何不离婚？答：詹“说可以等待我先去轧姘头，这样可以使他省去一笔赡养费”。又问：刀哪里来的，是否买来预备杀人？答：因想摆一个排骨年糕摊，这把刀买来（案发前一周买的）便是想斩排骨的，事前绝没有想到会用这刀来斩死丈夫。以前这刀亦曾用过一次，用来斩过一条咸萝卜。问：杀夫后打算怎样，不知这是犯罪吗？她的供述令人毛骨悚然：“那时我完全失去知觉，神经早已极度错乱，我只知道像有一个恶神在我的背后，喊着‘杀呀！杀呀’，以后好像叫我将尸斩成十六段，藏进箱笼，当时连我的指头不慎被自己斩去，亦无知觉，我哪里再会想到将来……”
随后到庭的证人王燮阳，51岁，宁波人。单眼失明，光头，问及案发那天的情形，他说：半夜里（实则早上6点多）“听到有人喊救命”，初以为起火，叫学徒起来查看，说火表关着，没事。于是问什么人喊救命，“她（指詹周氏）回答我，说是男人说梦话，我也信以为真。到了天亮（8点多），我女儿要早到学校去考试，我就起身，开后门，正想洗脸，突然看到楼梯边一摊水，老婆对我说是一摊血，我不相信，用纸去揩来一摸，果然是血。于是我便去敲詹周氏的房门，隔了五六分钟，她始开门，我看到她两手全是血，便问她，大块头呢？起初她不肯说，后来迫不得已，说是杀死了”。
两个月后的5月21日，詹周氏杀夫案初审的判决书刊在《东方日报》。庭审结论：“詹周氏杀人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菜刀一把没收。”理由是：“房帏喋血，情无可原，而分尸成块，残忍尤烈，应予论处死刑。”菜刀则属于凶器，理应没收。
案件宣判后，女作家苏青在1945年6月10日出版的《杂志》第15卷第3期发表《为杀夫者辩》一文，从詹周氏的幼年环境、嫁后环境等等出发，首次呼吁刀下留人。她写道：“假如她有援助的人，有些反抗能力，她可以诉请离婚；假如她不死心塌地守着詹云影，尽可以另外活动，也许可以找个更好的丈夫；然而她是旧脑筋的女人，平日看绍兴戏《杀子报》之类惯了，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杀便是杀人！”
三、上诉高院
6月28日，《东方日报》刊出姚明点律师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消息，上诉书洋洋千余字，其中指出，“前年十月间，吞服来沙而毒水（今译来苏尔，即煤酚皂溶液）自尽，以了余生，经邻发觉，送往同仁医院灌救，住院十日，方得脱险”，与苏青的判断相合。结论是“由不可抑止而崩溃而疯狂，遂致酿成此不幸之杀人案件”。
然而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秋翁（平襟亚）、老凤（朱凤蔚）均不以为然，分别在《海报》《大上海报》发文驳斥，态度坚决，称“杀人者不死，社会的大幸”这句话可入《拍案惊奇》小说中；还骂代詹周氏辩护的苏青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7月的《杂志》辟出“杀夫案笔谈”专辑，四位作者赵田孙、庆子、关露和沙莉，两男两女，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案论短说长。女诗人关露的文章《詹周氏和潘金莲》篇幅最巨，力图为她开脱：“人到不得已时，只好不择手段”“希望更高的执法官吏能够在杀人者的身世和人情上多多加以探讨，对于一个不得已而杀人的人能够罪轻一等”。庆子说：“詹周氏可怜，要使大家觉得她可怜；詹周氏需要同情，要使大家能给予同情，使过去毒辣的印象，渐渐淡下去，这才生还有望。”沙莉更将此案推到社会层面：“未尝不可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换言之，这一对夫妇乃是现实生活下的牺牲者。”
7月31日，地检署本拟开合议庭审结，因其中尚有调查的必要，故为慎重起见，开调查庭先行调查。詹周氏穿一身灰色的360号囚服，头上扎着两根蓝绒线，面色虽较前瘦削，可是精神倒仍蛮好。（《箱尸案主角上诉再审，詹周氏要求活命》，《光化日报》1945年8月1日）实际上，当时“二战”已近尾声，汪伪政权摇摇欲坠，自身难保。
很快，1945年8月16日，汪伪政权倒台。随着复员接收工作开始，司法当局明令宣布，所有以前伪法院所判决的案件，完全无效，应由各级法院，重新审理。至此，詹周氏的上诉程序，即告搁置。
1946年8月6日，是复员后的国民政府高等法院的第一次审讯，因案情尚须调查，故谕令改期再讯。9月16日下午，在高院二庭再审，詹周氏穿226号蓝布囚衣，一头齐耳短发，面色忧郁。这次的律师竟声称 “詹周氏之夫詹云影生前不仅开设向导社，且与伪方人员联络，故詹周氏如系一地下工作人员，杀死其夫非但无罪或许还有功”云云，引得哄堂大笑。十分钟后合议庭宣判：“詹周氏杀人罪，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凶器刀一柄，没收。”但她不服，仍要上诉。（《东南日报》1946.9.17）等9月30日《大众夜报》刊出高院判决书原文，其中竟称“被告性情淫荡，行为恶劣，与贺贤惠、何宝玉通奸”“其杀夫原因，谓非由于恋奸情热，谁其信之”。诚然詹周氏与住在前楼的贺贤惠曾有肉体关系，但与本案无关，小宁波何宝玉是詹云影的损友，更是一度被攀扯进本案，实属无妄之灾。孰知一年之后，案件的基本事实竟又颠倒过来，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9月19日，平襟亚在《沪报》发声，撰《詹周氏的死活问题》，认为她尚有一线生机：“只要她能够偷得国共间谈判的一个‘拖’字诀，善于运用，向高院上诉，倘能拖延到半年或三月，便得免她一死。”因为两个月后将召开国民大会，大赦令也在讨论中了。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0月15日的《新闻报》报道，“谋杀亲夫之詹周氏，前经高等法院判决死刑后，据詹周氏之辩护律师陈震昨向记者表示，詹自接得二审原判后，表示不服，决定于本周末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更审”。
四、赦免令下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以制宪为中心议题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如期公布，为庆祝实施宪政，国民政府同时颁布了《罪犯赦免减刑令》，规定除战争罪、汉奸罪、贪污罪、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及贩毒罪之外，在1946年12月31日前，其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者，减其刑期或金额二分之一。1月5日的《文汇报》随即刊出跟踪报道，题为《大赦令与十大案件》，记者走访某检察官，就本市十大案件加以讨论，其中第5件：“詹周氏杀夫案中之詹周氏，虽处死刑，但并非杀直系血亲尊亲属故可减刑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3月11日，秋翁《詹周氏竟然不死》一文在《沪报》发表。作者感叹这样的恶性事件，“于大赦令下，詹周氏竟行偷生人间。苏青女士真成预言家矣”。5月4日，《铁报》报道《詹周氏的狱中生活》，“在狱中，她每天编结绒线，缝裁衣服，挣些钱添补点饭菜。和她同囚一室的有六七个女犯，相处得很好，看守的禁卒也说她很守规”。但由于她消息闭塞，还以为自己将不免一死，故而神情颓唐。等到半年之后，12月29日《飞报》报道《詹周氏扪虱而谈》，则她已听说大赦消息，“故笃定心思，努力加餐，已较前发福”。
1948年3月19日，《辛报》刊出詹周氏改判15年的正式报道，称其“延聘施拜休律师辩护，具状高院请求复判，此案转辗至今，经高院三审后，业于前日判决，撤销原判，詹周氏改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詹周氏聆判后，喜出望外，诚所谓恍同隔世死而复生焉。于是感谢不死之恩，颂不绝口云”。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五、劫后余生
1955年10月，鸳蝴派作家陈定山将其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春申旧闻”专栏文章结集，交由晨光月刊社印行《春申旧闻·续集》单行本，书中收录了《詹周氏杀夫》，今天来看，其中事实性错讹百出，几乎不忍卒读。如误将詹云影名字错成詹子安，说他是杀猪屠夫，又传谣说詹周氏被抓后曾被游街示众等等。1967年9月，《春申旧闻》正、续集合成一册，改由台北世界文物供应社初版，并于1975年6月再版。1977年，女作家李昂在白先勇位于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小镇的家中做客，恰好见到此书，立即被其中《詹周氏杀夫》标题吸引，遂动笔写中篇小说《杀夫》，1983年9月起在《联合报》连载，并获奖，后来被译介为多国文字，引发国际关注。
1990年3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沈立行在《上海滩》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两大血案》，将多年前的华美药房杀兄和酱园弄杀夫两案重述一遍，可惜结尾写道：“詹周氏在提篮桥监狱执行绞刑，一命归阴。”完全与事实相悖。很快，杂志社收到一封来自江苏大丰农场的读者来信，称詹周氏“并未被处死，现在仍然健在”，上海解放后，“送到苏北大丰上海农场劳动改造，按照旧判刑期期满留场就业，并且重新结婚，现在她早已退休。已年过古稀，在大丰县川东农场安度晚年”。记者徐平随即专程赴苏北采访了她，并在7月号上刊出《酱园弄杀夫犯生死之谜》一文，从两人的对话中撇开若干讹传，可以大致提取出如下事实：
1952年，人民政府安排她来到大丰，在田里没做多久，就调到托儿所，一直做到1983年退休。1959年，她经人介绍与农场里的炊事员严少华（四川人）结合，从此更名周惠珍，两人一起携手度过了三十年幸福岁月。他们虽没有儿女，但多年以来，每到一处，她总要认几个年轻人做干儿子、干女儿。记者注意到，她家双人床的上方，贴有孩子的年画，底下挂着玩具娃娃，玻璃镜框下，集满了邻居家孩子的合影；就连箱子上的饼干桶，也将画有孩子的那一面朝外……显然，年逾古稀的她，已然脱胎换骨。行文至此，记者反问道：“谁能把这位坦露着童真的老人，同往昔杀夫的詹周氏联系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