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弟弟的过房娘介绍我和我先生认识。我们俩都出身贫寒。从农民家庭走出的我，12岁就下田干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将近20岁的我，才参加了扫盲班，其后，我尤其珍惜学习的机会，通过发奋努力，最终考取安亭师范。我先生则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从茅草屋里走出的他，读过私塾，上过中学。他的经历尤其丰富，从参军到部队汽车学校当教员，再到北大荒参加军垦，转业后到过多个大型国企。与我先生丰富的工作经历截然不同的是，我们俩的恋爱和婚姻显得尤其简单。
我跟先生见面之后，只是到外滩等处逛了几次，此后便很少见面，一来他工作很忙，二来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崇明，除了书信往来，相处的机会少得可怜。
1961年2月10日，正逢寒假，又临近农历新年，我们两个在先生所在单位江南造船厂的大食堂马马虎虎吃了一顿午饭，就当结婚了。
除了婚礼朴素，结婚前的一切，包括领结婚证和拍结婚照也都简简单单。记得结婚前一个星期，我们相约到照相馆拍了结婚照。那天，我穿着一件咖啡色呢大衣，是请裁缝新做的，衣料和做工一共花了70块。我先生则是向他徒弟借了一件呢中山装。先生平日里很少添置衣物，每次约会，总是穿着同一套黄色的棉衣棉裤，脚上蹬一双“老坦克”皮鞋。那时候，他每个月工资虽然有70块，比我高出一倍，但父母去世早，家庭负担重。
除了拍结婚照，第二件必须做的事就是领结婚证。我们分别在各自单位开了证明，然后去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那两张结婚证很漂亮，像奖状一样，花花绿绿的，上面有大红花，有麦穗，还有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没有相片。
我们的婚房就设在江南造船厂的职工生活区——江南新村。那间婚房顶多8平方米，还是我先生的同事借给我们的。除了我们那个小间，那套房子里还住了两户人家。就这样，三户人家住在一起，共用一个灶披间。
小小的婚房只有一张棕绷床、一张桌子和一只马桶。棉花胎是我姑妈送的，被夹里是我母亲用自家织的土布做的，被面是我二哥送的。我的同事们合送了一条床单，我的中学同学严月英送了一对枕套。我们凭票买了一只水壶和两只钢精锅，一大一小。这两只钢精锅，我们用到2014年才扔掉。婚礼之后，我们买了一斤喜糖分发给大家——别人家结婚都能买两斤糖果，因为我的户口在崇明，上海只有我先生一个人的户口，只能买一斤。
等到农历新年，我们回到嘉定，才算办了一场稍微像样点的婚宴。婚宴那天，我在市区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穿了一双新布鞋。身上的棉袄罩衫很一般，因为买不到好看的面料。我先生穿什么，我已不太记得了。我母亲提前买了一头小绵羊，我姑妈带来三条河鲫鱼，加上我从崇明带回来的山药，再炒两道素菜，凑了一桌酒席，最多不超过五道菜。我们吃的是午饭，就在客堂间摆了一桌。在座的有我的父母、兄弟、嫂子、姑妈、介绍人等，大概十来个人。侄子侄女们在边上围着小桌子吃饭。我们给小辈发了红包。
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简简单单办婚礼，简简单单过日子，其实是我们那一代人当年的生活常态。